我忘了那家电影院是在哪一年变成一座废墟的，一夜醒来，它就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我对灾难的理解偏向于喜剧，在火光中那幢建筑无疑显得异常透明。不是《秦俑》中巩俐奔向火海的那一幕，也不是老杨家染坊《菊豆》放的那一把火，而是轻轻擦亮一梗火柴，一瞬间烧伤了视觉，在敏感的眼底按上的一枚手印。我清楚记得火柴划亮的动作，从手指缝间将镜头推进去，从左到右一次短暂的滑行，嗅到轻微的燃烧的气味，那张莫名欢喜的脸。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定自己就是那个奇异的纵火犯，突发灵感的一次冒险行动，我为这个发现感到惊悚与快悦，就像刚刚杀了一个人。午后一点，我进入了那座废墟，站在坍塌的断壁上，远远的还有一些烟汽蒸腾，我不由自主摇晃身体，摇晃着《天才先生瑞普利》那艘居心叵测的海上快艇。这个电影院还存留着它的体温，一块砖石上烙着它尖叫的形状，一朵火焰的焦黑。在四下游荡的过程中，我还捡到了一截脆硬的的胶片，对着阳光望去，就有一些发暗的光投射在脸上，不知道是哪部电影的言词片断。大约在十数个小时之前，这个光影的城池还在放映一场叫作《雷场相思树》的故事片，头顶垂落的老式大吊扇慢慢兜转，有人在啜泣，也有漫不经心嗑瓜子的细碎声。
在我十一二岁之前，每个寒暑假都是在这个电影院度过的。我母亲认识这里的一个检票员，她把我扔给这个面色暗黄的中年男人，就去上班了。那个检票员患着一种自己也不知情的固疾，终日被酒精宠爱着，好几次他朦着醉醺醺的眼睛将我挡在外面，我想他大概需要隔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这个孩子一次。他就坐在入口的栅栏后面，夏天的时候夸嗒夸嗒拍着一把蒲葵扇，天气冷了，就缩在一件军大衣里头，双目无神地盯着人。在他身后，是家属们联手经营的小卖部，桔汁汽水、小奶糕、绿豆冰棍、果丹皮。旧书页包装的香瓜子，分量很足，一场电影下来，把嘴唇腌得像团揉皱的废纸。他们还零售一种薄薄的电影说明书，介绍故事情节演职人员，油墨的质量大概有问题，拿在手里仿佛买了一斤熟食，到处都是肉腻腻的。
我在抽屉里曾经找到了一份说明书，1980年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上面有个名叫施建岚的女演员，据说便是谢导从我们这儿的一个小越剧团挑走的。女演员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小镇上，开着一个照相馆，她出了名，也让更多的小姑娘想入非非。那个照相馆，只是小小的规模，到处挂满了女演员的大幅剧照，女孩们挤成一堆叽叽喳喳，为任何一个服饰道具的小细节认真商讨。戏曲片最热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打扮成绝代佳人的模样，略略欠着身子，想象着势不可挡的万千风情。一套戏装脱了又换，珠片掉了好几圈，领口袖口也脏了，积着人体灰白的污垢。打开姐姐们的照相册子，也能看到这一季吹动的流行风，肩托小提琴半梦半醒的站姿，那是刚看了陈冲主演的《海外赤子》，披着一袭红纱巾斜阵于绿草地，那是《甜蜜的事业》一场追逐戏带来的后遗症，如果是一身少数民族装束异域情调，很可能赶上了1958年版《春香传》二度上映的酷热档期。
那个检票员和女演员是同乡，但没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他有一个痴肥的老婆，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就住在隔了一堵墙的家属大院里。那个院子里长着一棵疯狂的石榴树，一入季，就会开出红得让人色盲的花来。居民们在树上晾衣服，一双边角发黄的田径鞋，一顶秃了毛的绒耳呢帽，一刀快要走油的腊肉。老人们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冷不防出声喝止那些溜进院子想爬到树上的孩子。检票员介绍他最小的儿子与我作伴，他比我大了三四岁，已经上了初中，极度不屑与我为伍。他穿着蓝白校服，看上去很象来自牯岭街的少年，腕上的那块手表不知道哪儿坏了，用一圈皮筋缚定着，应该是东风或者梅花牌子的。他很少开口说话，回答问题也是简明扼要，多一个字也是跟我浪费感情。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出奇地别扭，一场电影结束了，他们的情谊也无疾自终了。现在想来，那个年纪的他，其实已经在青春期苦闷着了。
检票员死的时候，电影院还未来得及失火，刚刚解禁带来了巨大的狂喜，一轮又一轮的旧片子重又上映，大批的影迷们在电影院门口失魂落魄地东张西望。《马路天使》、《大路》、《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家铺子》，更早的《姊妹花》、《渔光曲》也被搬了出来，我惊讶地发现《小城之春》和《偷自行车的人》是同在1948年出品的。候场的观众提前半小时就在外面等着了，到处都是人，挎着自制冷藏箱的小贩趁机钻来钻去，卖水果的扯开嗓门就喊，看地雷战，西瓜解渴嘞！如果你也身在其中，拉着家人的衣角站在一旁，一定会被这样的场景深深打动，在你的想象中，西瓜和地雷的确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时间在这里似乎特别的慢，人群有些不安起来，一个机床工模样的年轻人骑车过来了，他只在伙伴们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可是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想到快要散场了。人群骚动起来，母亲们把孩子紧紧抓在手里，脾气急一点的就开始训斥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威胁要故意将他弃离闹市。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场了，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些坏消息，有权威人士评论这个电影并不如何精彩，也有说是演员们不带劲，马马虎虎。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说这些话多让人着急啊，平白无故添堵了心情。
只有检票员早已历经风云，保有了镇定。他在散场之后的放映厅弯着腰，一排一排搜寻观众遗落的什物，一支钢笔，一本书，一方手帕，都是他的孩子们钟爱的礼物。可是那一天，他累了，坐在一个位置上一动不动。有人挑开门帘，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仍旧端坐着，就像一个入戏太深的老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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