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了红灯还要上路 贾樟柯坚持“自驾车”
一辆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被罚出局的车，驶入了一条充满“规则”的路径，贾樟柯和王小帅忽然需要面对很多质疑。声音最响的就是——你们的电影会变吗？
2004年12月15日，就在国家电影局局长童刚在广电总局的网站上与网民交流电影行业改革与管理的那个下午，我们也坐在了电影局四楼的会议室里。副局长张宏森与几名处长接受了本报的独家访问。原以为“解禁”会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没想到当我们提起时，电影局的反应却很明朗。“贾樟柯和王小帅一直是青年导演队伍中有希望、有前途的力量，我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拍出更优秀的影片，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对他们的解禁并没有一个历史界限，不允许他们怎么样，而是由于他们以往对电影程序不太了解，做过一些与电影管理条例相违背的事情，闯了红灯就要罚款，但闯了红灯不能说就不让他开车了，还得开，只是希望在开车时注意交通规则。”
一辆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被罚出局的车，驶入了一条充满“规则”的路径，贾樟柯和王小帅忽然需要面对很多质疑。声音最响的就是——你们的电影会变吗？这种质疑是因为在他们之前，有一个充满争议的先例——张元。
张元，1990年拍摄了被称做第六代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妈妈》，之后他的《北京杂种》、《儿子》、《东宫西宫》陆续出炉。用张元自己的话说是“这些电影，出一部，禁一部”。可以说，张元是第六代导演中被禁次数最多的。1998年，交纳罚款解禁以后的张元，完成了他在体制内的第一部电影《过年回家》，之后的《我爱你》、《绿茶》、《江姐》备受争议，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张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风格和锐气。无独有偶，贾樟柯在评价张元的改变时，用了一个和电影局领导一样的比喻——开车。“就像开一辆车，他原来开得太猛了，所以刹车也会很猛，甚至有那么一种倒退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调整的阶段。因为他做所谓地下电影太长时间，他需要调整的幅度会更大。我相信他还会恢复他原来的能力，这是他的一个过程。”那贾樟柯自己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呢？他说：“这个我没有预估过。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爱怎么拍还怎么拍，我从来没有拍过两个方案。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有自我的审查。”为了说服记者，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当时我从戛纳电影节回来沟通不成功，没有解禁的话，一定还会有《世界》这部电影，一定有。投资规模方面可能会有些改变，但是这个电影本质的东西还会存在。”
他们的明天
贾樟柯和路学长在回顾整个2004年的大环境时，不约而同地既有欣喜也有担心。贾樟柯说他的担心是因为没有成文的制度出现：“这种新的气候已经有了。但不知道是短暂的回暖，还是进程中坚实的一步。会不会是因为比较开明的领导带来这样一个气候还是制度性的改变，这是应再想的事情。但我希望是制度性的一个真正改变，而不是某个领导带来的小气候。这个年代中国需要自己的导演表述中国人的心情。如果有个宽松的环境，慢慢就像烧柴一样把火烧旺了，那就人才辈出。”路学长特别期待一切好的东西能变成法律：“最遗憾的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电影法》。如果有法可依，我们做电影时就不会感觉特别茫然。没有形成法律，也许今天松点，明天又紧一点，就很难讲。”
在去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贾樟柯第一次谈到自己有打算做制片人，去扶植一些更年轻的导演。到了今年2月，由贾樟柯担任监制，青年导演韩杰的最新计划《解放》也获得了法国南方基金十二万欧元的资助。
王小帅的制片人皮力告诉我，他们有一个想法，娄烨、贾樟柯一起成立一个SKY(取自三人名字中最后一个字的开头字母)基金组织，来扶持年轻导演。王小帅后来告诉我这个计划还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我觉得这是好事。”
2005年，中国电影的百年，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在期待中——电影立法、分级制出台、第六代导演解禁后的集体发力(王小帅、贾樟柯、张元、娄烨、路学长、张扬都有新片推出)……这将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代。皮力说也许他打算组织明年推出新片的第六代导演们一起写一段新年贺词给中国观众，内容大概是这样的——“熟悉又陌生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到了，在这一年里，除了看大片之外，希望你们也去看看艺术片。这电影只是1个半小时而已，但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它会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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