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柯——唱片业的幸存者 |
2004年12月30日 16:22 网易娱乐 经济观察报 黄锫坚
|
|
今年3月，他离开华纳唱片，自立门户成立太合麦田。10月，他用八位数的天价收购刀郎的新技术版权和红星唱片的版权。这样，他手里已掌控内地艺人的新技术音乐版权的半壁江山。在他眼中，网络和无线技术将给内地音乐的生产和购买方式带来革命。“别人介绍我时，老说音乐人、制作人或经纪人，我都不喜欢，我就是一商人。你就说我的头衔是太合麦田公司董事总经理就行了。”宋柯的直爽和清醒一览无遗。按高晓松的说法，唱片业的主导者经历了手艺人（鼓手、吉它手）、文化人到商人三个阶段。而宋柯恰好经历了三种角色的转变，这也许是他在唱片业幸存的最大的原因。
在他眼中，新的技术平台必将会改变现在的唱片市场，而且是一场革命。其实，从创立麦田音乐开始，宋柯就多次为乱糟糟的唱片业带来新气象。从1996年最初与上海声像之间形成的制作公司与发行商的合作，到麦田以独立厂牌加盟华纳，再到最近与新技术公司商讨合作，宋柯的几次举动都领行业之先。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及版权对一家唱片公司的重要性，在唱片业的潮起潮落中，他一直牢牢攥住版权。
初显身手
高晓松进清华时，宋柯已经毕业，但威名犹存。“在大草坪弹琴唱歌，我必唱《一走了之》，就是宋柯写的。有次听人说宋柯回来了，在校门口喝酒。我记得是冬天，还哈着气。隔着玻璃看见中间一人和大家觥筹交错，一派大哥样儿，那就是宋柯。”高晓松说。
宋柯也承认，在清华上学时他就是一个出名的大玩闹。唱歌的、踢球的、喝酒的、打架的，都对他有印象。但宋柯的轨迹和音乐一直没什么关系，1988年毕业后去深圳一家外企打工，1990年出国，在美国德州农机大学（Ｔｅｘａｓ Ａ＆Ｍ）读了两年。多年后高晓松在国内见到宋柯时，见他提一皮箱，到处卖银首饰。“后来我们过从甚密，有次我去他家，屋子里乱七八糟的电吉他、效果器。原来他听的唱片特别多，看来还是热爱音乐。”
宋柯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闯入唱片业。“1996年高晓松把我拽到这一行，我们成立麦田公司，做《青春无悔》。后来一算账，还真能赚钱。本想捞一把就跑，高晓松说你跑不了，这行就跟鸦片一样，一沾就上瘾。果真这样！”
一般来说，唱片业按版税结账，比如一盘卡带的零售价是10块钱，那么制作公司从中拿到一块五到两块的版税，发行公司、批发和零售商获得其余部分的利润。“《青春无悔》正版卖了40多万张，大部分是卡带。加上ＣＤ版税和海外版，差不多收回70多万。而投入全加起来不到40万，所以毛利率百分之百。这样看来，唱片还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宋柯说。
高晓松的个人声誉，为麦田的起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校园民谣1》到《恋恋风尘》，我都是一个销量旗帜。做《青春无悔》，上海声像预付了20万张版税的钱，连歌都没听，他们就把钱打过来了。”这种信任，促成了上海声像出版社对唱片制作环节进行投资。1997年3月，上海声像和麦田音乐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结成一个品牌，叫“声像·麦田”，在唱片制作上各投一半，当时在业内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柯认为，在资金上有了一定保障后，麦田可以安下心来做音乐。上海声像预付的资金，用做筹备朴树、叶蓓和尹吾的专辑。按发行公司的数字，朴树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卖了50多万张，加上叶蓓的《纯真年代》，一共60多万张。这个模式为双方带来很大收益。
不过宋柯逐渐意识到，版权才是一个唱片公司长久的生命力所在。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唱片的版权其实是各占50％。如果麦田今后要发展，容易受到牵制。宋柯后来“节衣缩食”，把50％的版权买了回来。“现在算起来，当时花的代价不高，具体数目不太好说。当然上海声像也觉得很合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如果没有这些专辑的完整版权，日后麦田与华纳的合作必然会遇到很大问题。”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