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的代理律师万立认为，这个判决应按照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进行，其中第八条为“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应该首先认定吴学源的文章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才能做出是否侵犯名誉权的判决，而一审一方面说司法对学术问题不做出评判和不介入，却又做出侵权判决，显然存在矛盾。“不能因为被告说它是假文化，就构成了对原告的侵权”。

　　原告宣科的律师马军曾为褚时健、马家爵进行辩护，在云南本地乃至全国都很知名。针对一审判决，他表示“如果属于学术讨论，那么不应该在文章出现侮辱他人人格的字句，造成别人对原告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其次，原告的主体非但并不混淆。反而是《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这篇文章以‘纳西古乐与宣科’开头，以‘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为中心，最后以对宣科的警告收尾，从文章的编排上讲恰恰是《艺术评论》在文章中把纳西古乐等同了宣科。

　　再次，在对什么是纳西古乐这个外延和内容都非常模糊的情况下，学术讨论的目的就是搞清他的外延和内涵。学术讨论是要讨论出个标准来，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叫学术讨论。自始至终田青（《艺术评论》主编）一方霸占了话语权，这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当记者提出，有专家认为应根据1993年高院关于名誉权案件审理的解释，应当先认定事实然后再决断是否属于侵权时，马军随即表达了更激烈的看法：“认定事实，就要讲明白什么是事实。《艺术评论》并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纳西古乐’是假文化。宣科十几年来在纳西古乐进行演出，很多人都接受了它。学术问题没有结论的东西，允许有各种观点存在，怎么争论都可以。但不能把学术问题没有定论的东西作为针对个人的名誉攻击。”

　　除此以外，马军说他的当事人也对一审判决不满，认为赔款太少，而且有些涉嫌侵权的语句还没有认定，因此也已经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一审判决里，法院没有指出对方侵权的主观故意的动机。原告文章里有‘宣科十几年来以欺骗蒙骗了广大专家、媒体和要人’这样的话，但对方并没有指出究竟怎么欺骗的，没有举证。再比如‘宣科之所以欺骗成功跟当地政府领导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分不开’这些话攻击当地政府，同样没有举证。什么是诽谤？这就是诽谤！”

　　法学界部分观点

　　对一审判决的核心争议在于两点：第一，原告方的主体是否混淆。第二，学术评论是否可以以侵犯名誉权控告。针对这两点，这个判决也引起法学界关注。双方争论不休。

　　中国政法大学管小峰教授认为，学术问题始终要在学术界来解决，司法介入显然不是办法。同时，原告的主体确实存在混乱。宣科不能等同于纳西古乐，在学术上质疑纳西古乐的真实性，并不能构成对宣科的名誉侵权。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杨立新认为：“仅就‘东西’二字来说，这篇文章没有问题。

　　讨论的对象是纳西古乐，也不是宣科本人。至于‘挂羊头卖狗肉’等言辞，确实有点过激，讨论问题的言词过于犀利也比较尖刻，但基本没有问题。要进行批评，就可能会把话说过头。不能别人发表说两句话，就随随便便说人侵权。

　　这样的做法会阻碍正常的文艺评论。既然是个学术批评的问题，就应该从学术批评的角度看问题，只要不是特别恶毒的攻击就应该谅解。“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定特别恶毒的攻击与侮辱？杨立新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前段时间的余秋雨案件，被告说余秋雨接受别人贿赂，比《东西》文章里的字句严重多了，但法院依然将它认定为正常批评。

　　认定诽谤罪需要三个条件。首要的前提是，事实并不真实；第二个条件是公布不真实的事实；第三个条件，从主观上讲应该具有故意性，或者也至少是过失。“他特别向记者强调：”作为一个搞学术的，应该勇于面对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