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完全电影笔记：前尘影事 2003年06月27日14:22:34 网易娱乐 melzhou
|
| 非完全电影笔记：前尘影事 |
| 一 | 查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传入中国，时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西郊徐园内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谓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而电影传到地处西南的成都，却已是民国十年即1921年。根据四川文艺出版社《民国时期的老成都》一书：“成都人对电影的迷恋到了可怕的地步。每当电影院换映新片，影院门口便人流如堵。买票，抢座位，得有非凡的‘挤功’、‘抢功’才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成都看的多是好莱坞电影。当年客居成都的学者何满子先生比较过，那时“昆明、桂林、重庆进口的影片，都不及成都先到先放。回到上海，头轮大电影院新放映的英美影片，在成都也早已放过。战争时期，英美影片已不到上海，成都人便先睹为快了”。
 成都人的这个福气，居然是因为战争而来，这也算是不幸中的有幸了。有意思的是，成都的电影院早期放映西洋默片时，生怕观众不懂，于是配上中文字幕，观众遂齐声跟读：“乖乖，我真爱你！你这不中用的东西，气死我了！”读完之后，全场哄堂大笑。更让人叫绝的，则是“有声电影的外国片，对话未经译制，电影院打出幻灯字幕，有些是演员对白，有些是情节提示，多用成都方言”。于是约翰与玛丽之间，“啥子”、“咋个的么”、“给他个不来气”之类对话，令人忍俊不禁。这段旧闻，让我不由想起现在港台发行的西片，中文字幕往往也有“黏线”、“翘课”、“道友”、“仆街”一类的方言。可见用方言土语翻译西片字幕，虽然有地域的局限性，但当年的成都人竟一点也不输给今天的港台。
|
| 二 | 光阴如流水。小时候听大人聊天，祖母那辈人津津有味的煽情国片《姊妹花》，父亲那辈人念念不忘的好莱坞大片《出水芙蓉》，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陌生而迢遥的梦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偶然翻出挂在房梁上竹兜里沾满灰尘的电影连环画《梁山伯与祝英台》。邻家二婆婆告诉我那是才子佳人的封建迷信。不到十岁的我照看不误，只是怎么也想不通祝英台为什么要女扮男装，更想不通人死了怎么能化成蝴蝶。童年像黑白电影，那些前尘影事的亮点，还有邻家哥哥收藏的一叠叠《大众电影》。他是回城知青，不知哪里搞来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封资修”旧杂志。王心刚、孙道临、谢添、王丹凤、上官云珠、白杨……一幅幅英姿逼人花气袭人的剧照，据说当年是挂在电影院供人崇拜的偶像。我没有那样的福气，最大的快乐，不过腰缠一条军用皮带，手擎一枝木头驳壳枪，摹仿《沙家浜》革命军人郭建光的英雄亮相。长声吆吆的童声，我以前的老邻居现在还记得。去年回乡，老人家偶然提起，仿佛儿时的开档裤照片曝光，让我一时间无地自容。
 电影院观众齐声跟读中文字幕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新风气取而代之。无论是学生专场还是跟大人一起看电影，我习惯了看见银幕上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就要鼓掌，这几乎成了条件反射。1997年香港回归，刚刚就职的特区政府官员不习惯在领导人讲话结束时鼓掌，记得当时的香港媒体还有一番议论。我是“鼓掌文化”熏陶出来的，觉得他们的犹豫及拿捏不住分寸，不过是暂时的不习惯，正像俗语所说：习惯成自然，一旦自然也就习惯了。闲话休扯。当年在电影院鼓掌，也不仅仅限于在银幕上看到伟大领袖的那份亲切与激动。战斗故事片反特故事片中，好人战胜坏人的紧要关头，观众们尤其是天真无邪的学生们，是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掌声的。
另一个堪与鼓掌媲美的，则是观众们爱憎分明的眼泪，虽然这一个不算什么新风气。今天回想，较为可惜的是，当年的眼泪大多献给了朝鲜电影。原因倒也简单，盖朝鲜电影比中国电影更多感性与“软性”的东西(有趣的是，这一比较似乎也适合于今天的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朝鲜电影，真正哭倒了一波波善良的中国观众，听说有看了无数遍，每看一遍哭一遍的。不过更让我感动的，还数《永生的战士》中那个朝鲜革命者，他被捕后宁可咬掉自己的舌头，也不向日本侵略者泄露机密。我当时一想到他咬舌头的画面，既害怕，又崇敬，总觉得天地间充满一股革命英雄主义的浩然之气。
|
| 三 | 祖母看《姊妹花》伤心，我看《永生的战士》落泪。姑且不作道德与价值的判断，但不论什么年代的电影，总是有彼情彼景中打动人心的魔力，这也是变化中的不变罢。当然不变的还有成都人对电影的迷恋，依然可怕，依然故我。新片上映的时候，电影院的售票处，买票还是得有非凡的“挤功”、“抢功”才行。《民国时期的老成都》说：“美国电影《出水芙蓉》上映时，狂热的成都人更是‘斯文扫地’。……人太多了，就连放映时间都乱了套，上一场刚完，下一场观众已迅速占领了座位，影院只好关上大门立即开映。小孩子挤进场，几乎要闭气。被拒之门外的，便搭人梯翻墙入场要求补票。而‘高空入场’的人中，竟有妇女和老人。”这段描述，只要把电影的名字换过，仍然是七十年代初期与中期成都人看电影的常态。
 我至今清楚记得与祖母、父亲去看国产片《青松岭》的情景。那天傍晚，四川电影院的售票窗口早已人头涌涌。那时的人虽头脑简单，倒还不失纯厚。卖高价票的黄牛一旦被“揪出”，是要定性为“投机倒把分子”的。所以要想买到电影票，尤其是在本场电影开映前，还有剩余票出售时，只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尚记当时电影开映的时间越来越近，一介书生的父亲一筹莫展，竟然对祖母说我们还是回家吧。听得我几乎想哭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没想到父亲竟然变戏法般亮出三张电影票。——原来他几天前就买好了预售票。刚才的举动，不过是跟我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然而，虽然一代又一代成都人对电影的迷恋没有变，我今天偶尔还是很遗憾，没赶上那个“乖乖，我真爱你！你这不中用的东西，气死我了！”的时代。西方电影在成都乃至中国的重新出现，大概在七十年代末，之前应该是大量苏联及东欧老电影浮出水面。这个过程足以另外写篇文章，此处就不赘述了。而七十年代的外国电影，除了哭哭啼啼的朝鲜片，影响我这少年人最深的，就是罗马尼亚电影了。看惯看厌了国产电影中高、大、全的平面人物，罗马尼亚人不仅个个高鼻子凹眼睛，还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一部《多瑙河之波》对我们这班少年捣蛋鬼的毒害，丝毫不输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黄色电影”(那时读了不少批判文艺黑线的宏文，似懂非懂，所以有此观念)：烟雾迷漫的船舱里，醉意朦胧的船长搂着他的女人。多瑙河在黑夜中静静流动。船长用含糊的嗓音(当然也是配音)吓唬那女人：“亲爱的，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如果要我评选七十年代中国银幕上出现过的十大经典画面，这一段必定入选，因为它深深烙入我这一代人的记忆——在刚刚解冻的中国，在成都锦江河边的花园，每到夜晚，谈情说爱的男女悄悄地出现了。而那时总有一帮半大不小的调皮鬼，偷偷摸摸凑近热恋中的情侣，突然一声大叫：“亲爱的，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随后哄然大笑作鸟兽散。
| 本文版权为原作者与网易共同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