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路小狂花》：带他们回家 2003年07月11日10:57:17 网易娱乐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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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关于孙志刚案件引发的讨论中，有学者称收容遣送制度为“公力绑架”。去年底的澳洲电影《末路小狂花》(Rabbit-Proof Fence)描写的就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公力绑架”故事。电影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并非耸人听闻的话：“如果政府绑架你的女儿会怎么样？在1905到1971年的澳大利亚，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澳洲政府的公力绑架计划专门针对澳洲土著居民的未成年女孩。和我们的收容遣送一样，遭殃的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而名目都是很好听的，叫做“土著居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历史上，约有10万儿童被政府绑架，强制性离开他们的父母，被安置到白人抚养机构或家庭中。“重新安置”的目的被解释为让他们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并通过混血逐渐改变有色人种的肤色。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土著。因此在1997年专为此事设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权利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将这一政府制造的人伦悲剧不客气的称之为“种族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开头不到5分钟，一场警察从母亲手中追逐绑架三个女孩的场面撕心裂肺，似乎已将影片拉到了高潮。失去女儿的母亲死尸般躺在沙地上，女孩的祖母懊悔的用砖块敲打自己的脑门。西澳大利亚的蛮荒风光与原住民在强权下的无常命运，在尘土飞扬的镜头中融为一体。
那些被绑架的土著儿童被今天的舆论称为“被盗窃的一代”，电影是根据多丽丝的小说《Follow the Rabbit-Proof Fence》改编的，Rabbit-Proof Fence是横贯澳洲西部长达1500英里的防兔篱笆，将庄稼和沙地分开。多丽丝的母亲莫莉就是上述镜头中被抢走的三名小女孩之一。当时她已经14岁。莫莉带着她的两个妹妹一个8岁，一个10岁，就是沿着防兔篱笆，步行三个月，从摩尔河营地成功的逃回了家乡。电影的主要篇幅就是描写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但“传奇”是一个过于轻浮的概念，影片恰恰就是过分流连于这种传奇的感染力和戏剧性，没能拍成一部想象中的史诗，对于澳洲历史上这一耻辱性的漫长的国家罪行，缺乏足够的政治性背景的深入透视。
 被绑架的土著儿童在法律上的监护人内维尔，据说历史上是一名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他在电影中通过幻灯片，直观的展示了祖孙三代土著女性是如何通过强制性的混血政策被“漂白”的。祖母、母亲和女儿，从左至右，肤色由深到浅，最后完全混同于白人。这三幅照片是电影中最令我不寒而栗的镜头。肤色被视为一种疾病和人格的高下序列，消灭这种“疾病”就成为政府公共权力范畴的份内事。当生育和血缘都成为被政府筹划的事项，“自由”简直是极其奢侈的词汇。如果性交对象是由政府来安排的，连避孕套都由国家发放，在这样一套暴力机器面前，个人哪里还有起码的尊严和人格可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绑架土著的女童而不强制隔离男童。把土著男童抚养起来，把白人女性给他们做老婆，这岂是种族主义者能够接受的。又是土著又是男人就只好自生自灭了。反正女孩都被带走，他们长大了也找不到老婆。并且我怀疑漂白女童的计划可能也跟当时澳洲白人的男女比例失衡有关。对于贫困的男性白人来说，有土著女人做老婆总比打光棍强。所以“种族灭绝”之说有两重意义，对女童而言，是通过强制性混血而导致血缘的不断稀释。对男童而言，则是抢走他们未来的配偶，让他们断子绝孙。
 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权利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名为《带他们回家》。然而家在何处？为了斩断“被盗窃一代”与土著传统的联系，当时的政府销毁了多数儿童生身父母的资料。而被漂白的土著后裔们对自己的“根”也开始充满矛盾。多丽丝发表她的小说后，她的妹妹安娜贝尔公开拒绝承认自己的土著血统。这份报告中还要求澳洲政府对此进行道歉和赔偿。澳洲总理霍华德在1998年的议会上以个人名义向土著居民道歉。但他坚决反对以政府名义道歉。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后，也有舆论要求对政府不义行为的追偿。有很多政府的非正义行为都是在当时法律的容许下进行的，在被纠正之后，国家的非正义如何可能获得一种道义上的谅解和追究？学者徐贲曾以澳大利亚这段历史为例讨论过这个问题。难题在于政府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国家所承担的一切财政上的责任，归根到底是由今天的全体纳税人去承担的，本质上是一种全民责任。这也是许多澳洲人支持霍华德反对政府道歉和赔偿的缘故。这说明单纯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保障少数族群在遭受国家的非正义对待之后，有机会获得救济和迟到的尊重。
这部电影的导演菲利普·诺伊斯和摄影师杜可风，都是离开澳大利亚多年的澳洲人，分别在好莱坞和香港发展。他们这次回到祖国的第一次合作，也可以视为对澳洲白人曾犯罪过的一种忏悔。也许因为这种严肃，杜可风著名的晃动镜头没派上用场，摄像机扛得特别稳。
本文载于《商务周刊》，转自天涯社区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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