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与站台：我读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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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与站台：我读贾樟柯

2003年08月12日 15:09 网易娱乐　稻子

　　只看过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其中《站台》前后看过五遍。如果看作一个叙述严谨的故事，那么当你知道了故事的逻辑和线索之后可能就会厌倦。因为叙事会变的了无新意。可是贾樟柯的这两部电影的叙事，有时候给我这样的错觉，它呈现在我眼前的面目，竟然和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个人的片段、零散、错综而又不确定、不可知的体验。

[小武]

　　小武代表的，其实是贾樟柯所体验到的一种性格、一种命运。

　　演员王宏伟演的小武，以及在《站台》里演的崔明亮，都表现出一种相似的姿态。这种姿态不在于小武是小偷，而崔明亮好歹是一个乡村文娱工作者这样的名义和身份的差异。而在于他们命运的某种相似遭遇。那就是当小人物面对社会环境的变迁所遭受的挫败感，以及个体无可奈何的抗争。矮小的身材，歪斜的眼神，吊儿郎当的举止。总是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因为反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神态。其实，他的内心极端的自尊，也因此而极端的脆弱。
　　小武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谋生的青年，概括地说他其实是一个当今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的小人物的缩影。小武父母都是农民，可是他不愿意和他的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于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开始涌向城市，所谓城市其实就是汾阳县城。在这里他们仍然没有寻求到赖以谋生的职业定位，或者说，这个转型时期的社会并没有提供给他们一个赖以谋生的良好、正当又体面的职业定位。
　　小武青春的生命在这一期间被闲置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忙，各人有着各人的活法。没有人答理他。他的职业状态是失业或者待业的状态，他的生命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一个赖以容身的、合法性的位置。小武和他的兄弟们见证了各种各样的发财致富的手段。有的人走私贩烟，有的人开歌厅赚舞女的钱。小武出于自尊不屑于此道，并且越来越鄙视这个社会。鄙视这个外在于他自我个体的生存环境。
　　当儿时玩伴靳小勇大办婚宴却没有告知小武，还是出于自尊，小武仍然找到了靳小勇，硬是送上了他的一份礼——就是一叠钞票。可是最终靳小勇还是找人把钱退还给了小武，说钱不干净。小武的自尊又一次被撕碎。他对舞厅女孩胡梅梅说，我，梁小武，我就是个手艺人，这年头，开歌厅的开歌厅，贩烟的贩烟，我不会做生意，我就是个笨人。你看，他这样刻意地贬低自己，可是我在他说出这些话的那一瞬间，反而更轻易地捕捉到了这个小人物内心划过的教养和自尊的痕迹，哪怕外在于他的社会身份只是一个小偷。

　　贾樟柯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生命的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小人物个体生命尊严的极大的漠视。而这样的尊严，本来对于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这样的小人物，他的社会身份是不是一个小偷，这都是外在的。对于内在的生命的生而有之的尊严而言，小武的尊严和你的尊严，我的尊严，都是平等的。贾樟柯就亲切地称小武们为他在“县城里的朋友”。这是贾樟柯对于小武的平等、关怀的目光凝视。
　　小武在片中还有一个细节性的姿态。当他和比他高半个头的胡梅梅走在歌厅一条街，梅梅说，今天我不该穿高跟鞋。小武就走上了路边的台阶，这样看起来两个人一般高了。梅梅笑话他，你咋不往楼上爬，那样不更高？小武就顺势优雅地爬上了二楼。对此，贾樟柯的解释是，自尊、冲动、以及深藏内心的教养，是我县城里那些朋友的动人天性。

[青春]

　　贾樟柯说他的电影，要表达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我在他的这种对于自己青春期的生命经验的表达中，所得到的最为深刻的感觉，就是自我放逐，就是流放，或者说就是流浪。
　　无论是《小武》里的那些县城弟兄，还是《站台》里的文工团青年，贾樟柯其实在表现一种自我放逐的青春群像。当他们正当青春的生命找不到合适于自己的合法位置，当他们的个体的尊严被这个世界以无限空虚的广袤所忽视，那么这些生命所能做的，只有望洋兴叹，只有无可奈何的自我放逐。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放逐，而是集体的放逐。或者说，是整个时代的放逐。生于60年代的这一群人，80年代是他们最可宝贵的青春。同时，80年代乃至90年代又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一切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一直都在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又尚未树立。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生命，正处于一种虚无、真空的状态。就像不断面临拆迁的那个电影里的汾阳小县城，小武的朋友无奈地说了一句，拆了旧的，新的又在哪里？
　　那是一天夜晚的百无聊赖、不知道如何去打发的时光，暧昧不清的电灯光线，张军和崔明亮两个闷闷不乐的人。广播里面偶然的响起了乌兰巴托这个地名。张军问崔明亮，乌兰巴托在哪。崔明亮说外蒙古。张军问外蒙古北边是哪。崔明亮说是苏修。张军问苏修北边是哪。崔明亮说是海。张军又问海北边是哪儿。崔明亮急了。说海北边是汾阳，张军的家。然后张军笑了，闹了半天我们都住在海的北边啊！
　　这是两个人那一阶段的生命里无数百无聊赖的时光的一个缩影。两个人的生命，仿佛就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属于自我的北，一个属于自我的目标。但是绕了一圈以后，仍然又回到了起点。原来这就是没有终点，没有目标的，我们的生命的本来面目。

　　小武第一次带着胡梅梅从歌厅出来。两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标的溜达。小武落寞的可以听的见自己的脚步和呼吸。走的倦了，胡梅梅忍不住问，这是要去哪儿啊？小武也不知道。胡梅梅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小武反问，那怎么才叫有劲呢？
　　这时候，所谓青春是一段漫长无比的、午后的，需要去虚掷，需要去消磨的时光，青春的全部目的，竟然只是打发掉生命里的这段让人闲得发慌的时间。无论是胡梅梅，还是小武的总是围着台球桌打台球的朋友们，青春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样貌，竟然是这般的慵懒、无所作为的，失业或者待业的状态。
　　文工团被承包以后，崔明亮他们开始下乡演出，而每一次出行的交通工具，就是敞蓬货运卡车，俨然成了吉普塞式的流浪在路上的卖艺者。到了80年代末，这群原来还算体面的文娱工作者，更是沦落到了边缘人群的位置。没有家园，没有终点，流浪与表演，就是他们旅行的全部内容。大卡车上的他们，看着视野里渐渐倒退的汾阳县城，两边的街道渐渐远去。视线既而是茫茫原野。这时候，贾樟柯总是把镜头拉的很开阔，以远景表现环境，以个体的渺小，对比周遭世界的广袤和空虚。这就是放逐的感觉。这个世界除了他们自己再也没有人。流浪的人发出的，是渐行渐远，消逝在原野里的歌声。

　　是青春，总要留有痕迹，发出声音，刻下烙印。不管是，这里那里的青春，此时彼时的青春。崔明亮他们在旷野里，对着远去的一列火车的追逐是电影的高潮。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嘶吼出来。这时候，青春是从身体的深处喷发出来的不可遏制的能量，给以这个世界一记响亮的追问。哪怕是在那样的一个自我放逐的年代，青春，也有它自由喷张的这样一个瞬间。
　　可是，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火车过去，留下的仍然是无尽的灰色的惆怅。每个人都在等待，却不知道在等待具体而微的什么，又或者，仅仅是在等待他们自己青春的消逝，等待二十年后的相会，等待朋友们都垂垂老去的那一天。崔明亮坐在自行车后座，朝着我们张开双臂，那一瞬间的姿势，或许像是要飞翔。可是你看见他的眼神吗？透过眼镜镜框的反光，我看他的眼神是那么的空洞和哀伤。
　　梁小武表现的更是彻底而直接。他干脆把自己悬挂了起来。双臂向上，握着他们老家村口的一根红白相间的交通互拦。镜头凝视了数秒钟。就像倦怠久了的人，需要伸伸懒腰活络活络筋骨，你尝过那种把自己的青春放逐以后，总是觉得有一股子能量憋闷在身体里的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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