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分级：焦点该落在何处 2003年11月08日11:42:48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毛颖颖 何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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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电影分级制度，在刚刚结束的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再次成为话题。
据有关报道，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吴克11月2日表示，电影分级制规定已经进入起草和征求意见阶段，“如果成功出台，可能成为中国电影100年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给电影分级，不少家长认为，“这是社会分担了家长的监督责任”。一位母亲说：“儿子14岁了，平时去看电影我总得盯着，看也只能看卡通片、科幻片，如果真的分了级，就可以放心地让他和同学去电影院了。”接受采访的很多家长表示，自己虽然不是很了解电影分级制本身，但是“早分比不分好，分得细比分得笼统要好”。
著名导演冯小刚也对此表示了乐观态度。他认为，大陆导演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能与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导演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比如，目前香港可以拍摄的题材、可以表现的人物关系，我们却不可以。写妓女从良比写良家妇女要容易也更吸引人，表现情感的性爱镜头也能吸引观众，血腥一点的场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却特别严，就是因为要考虑到所有人的接受能力。因此，建立分级制度后，制片人可以自己去定位观众群。
毫无疑问，保护未成年人和促进国产电影类型化产业化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二者正是电影分级制度出台的主要目的所在。
有消息说，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电影分级制将只分为两级，以16岁为一个界限，对未成年人实施足够的保护，中国内地将不会出现“三级片”。但是当笔者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咨询时，宣传处的有关人员说：“分不分、什么时候分、怎样分，这些都还没有开过会，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回答。”她还表示，“现在媒体的报道有炒作失实之嫌”。
目前，导演们最关注的是电影分级具体的可操作的标准。独立制片人、导演王墨表示：“实际上分不分根本不是个问题，那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单纯的正在起草的消息不会引起多么大的反响，大家也不会盲目乐观。”
他说：“编剧、导演都有太多送审的剧本通不过的经历，常常因为一句所谓的脏话甚至还不是脏话，整个本子都要动。比如《绿茶》里赵薇原来有一句台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处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表达，结果最后打回来全部给改成‘你怎么知道我不纯洁’。你很难去揣摩审查委员的意思，因为个人的审美能力、文化素质和判断标准是主观的。”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审片委员会由电影界及工、青、妇等各界代表构成，很容易因为一方的不满而导致片子被毙被删。王墨说：“正在起草的分级制不能仅仅框出一个少儿不宜的扩大版，否则就会是换汤不换药。”
相似的意见在导演中比较普遍。青年导演王齐说：“我们以什么标准来给电影分级？比如说，接吻的镜头长度多长能够被接受？英格丽·褒曼时代，国外就有影片中接吻镜头不能超过6秒的规定。还有，演员在诠释情感的时候，到底能表演到什么深度？这些都要让导演心中有清晰的框架。”他进一步介绍说，在国外，分级的标准有非常细致的划分，例如表现得怎样算是血腥，什么程度算是在艺术范围，都有标准。因为好莱坞的影片是为院线做的，它们会把影片分为不同级别，分别在主流院线、文艺院线、先锋院线以及专门播映限制级影片的院线发行。国外的这些分级可以说是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级。
但也有人指出，那样的分级是商业化成熟的产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正在起草的大陆电影分级制度规定，绝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完全照搬欧美或香港的方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丽丽老师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发展靠的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偶尔到国际上拿个奖。现在大陆电影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不商业化、不产业化不行。但是由于国家原则、管理传统、产业基础等一系列原因，实际上电影全面开放、全面商业化不可能一步实现，现在起草的分级制度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其次，成熟的分级制度是对市场多年调查的结果，国外电影分级制中的所谓的 G级（老少皆宜）、 P G级（孩子由家长陪同）、 PG－13级（13岁以上由父母陪同，13岁以下不许观看）等等都是有它的科学依据。中国青少年的身心成熟时间与西方肯定不同。”
朱丽丽表示，现在不少媒体有关电影分级制的炒作已经偏离了健康的方向，“大家都将目光投向原先被限制的地方，比如性与暴力，大有炒作之嫌。其实中国电影最有实力的，还在艺术片和有厚重感的作品上。”
有导演指出，现在电影入口卡得过死，而出口却太宽泛，分级制最后落实的地方，其实是电影院与音像市场，他们应当负更主要的责任。
北京国安电影院的有关人员说，尽管现在他们没有什么严格的“少儿不宜”制度，但是一般中小学校团体包场时，他们都会避免提供激情或暴力的影片，检票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主动提醒带孩子的家长，某部电影可能不适合孩子观看。但是，“如果人家一定要进去或者就是少年自己买了票，我们无法拒绝观众”。如果电影分级像国外一样细致严格，他们将会很为难，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检查观众的身份证。
北京中华电影院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并没有想过什么电影分级，只要是审批过的片子就可以放，电影就是推向全社会的。”
西单图书大厦与北京音像大厦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我们的音像产品都是自选的，我们并没有责任和权力去限制顾客的选择。如果电影分级了，那么应该在产品上注明，而不应该是销售方的责任。但任何注释都只能起提示作用，要依靠顾客的自觉。”
朱丽丽则尖锐地指出，欧美的电影分级制是建立在严格的版权保护和院线管理制度上的，而在中国，抛开图书、网络等等渠道不谈，庞大的地下音像市场也会大大削弱电影分级的意义。很显然，出台一部制度对于电影分级目的的完全实现，还只是万里长征刚走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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