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话]家国之痛，表述之难 2003年10月16日17:47:21 网易娱乐 扬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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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卢米埃尔与四十导演》又重新出现在市场上，不由就想起一年多以前的那一张，菜单是做坏了的，时间设置好像也有问题，于是整张碟只能从头到尾一次地看下来，却不能进行选择或从某个时间点插入。于是那张碟我是看了一遍之后就谨慎地收藏着，毕竟扔掉是舍不得。听说这次新出的碟制作相当不错，而且对菜单进行了很下功夫的汉化，想了想，到底那52秒和三个问题在不同国籍和性情的人那里多少是藏了些不同的机锋的，更有些瞬间在恍惚的记忆深处也是在呼唤着再一次的回顾，就买了吧。
播放之后，点开那个汉译了的导演姓名列表，前后浏览一遍，也说不上有什么错误，所谓翻译，不过是把外国人的名字按可能的发音对应成看起来比较顺的方块字而已。可问题就出在这个发音上，英语国家的自然没问题，谁让人家是世界语言呢？太著名的大导演当然也是正确的，翻译者不可能没有这些电影常识。但剩下的、尤其其他拼音文字国家的尚未“全球化”的导演就不好说了，名字总是被想当然地读成英语，然后转化成中文，不由你不感叹英语的霸权是已经占领了潜意识了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说说，毕竟我所能够比较正确地发音的语言，除了汉语也就只有英语了。我不知道那些这样处境中的导演是否了解他的名字在另一种语言中的遭遇，或他们是否在意这种“误读”。或者说，在面对这架电影史中有着“元机器”角色的卢米埃尔摄影机、制作这为了致敬和纪念的52秒影像时，他们是否感到了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身份与一种强势文化的遭遇和碰撞呢？
应该说，面对电影的历史和法国人试图重申自己电影发明国身份的行动，大部分人制作出的影像都表现出明确的地域和时间指向，我们常常能够看出来，那是在他的国家发生的、它的人民中的故事，那是他心中不能舒缓的家国关怀。比如中国的张艺谋用长城、清装和京胡形象化着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变迁；布吉纳法索的奥德拉奥戈用河流、鳄鱼和恶作剧的孩子展现祖国贫穷、原始中的不无乐趣的生活形态；德国的文德斯则用他愈加衰老了的两位天使，让人想起《柏林苍穹下》中的历史与现实悲情；法国娜汀·特兰蒂尼昂浮光掠影地记录了卢浮宫广场上的人群来往，则不无一种欧洲文化中心的自得之情；美国的阿瑟·潘展现了黑人孕妇的血滴在被缚白人男子身上的影像，显然象征着种族关系历史与美国人主体性的复杂纠葛。凡此种种，无论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无论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家国之事、历史述说、文化寻求，都是导演们关注的主题。
 然而，家国之情表现得最令人难忘的，应该还是希腊的安哲洛普罗斯。纵观他几十年的电影生涯，希腊的历史与文化几乎成为他的一个固结；而就是这52秒，也被他塑造成一个实施的片断。一开始，是透过卢米埃尔的镜头的他的招牌式大海，在一个默片格式的字幕画面——荷马《奥德赛》中的诗句之后，叙述开始了。奥德修斯从海滩上醒过来，他站起来，茫然地四下张望，走向摄影机，自语着问：“我流落在哪一个国度？”希腊的失落，历史中和现实中，文化上和政治上，安哲洛普罗斯电影主题的高度连续性和一致性，恐怕是无人可及的。
由安哲洛普罗斯，不由想起了另一位老导演奥利维拉。从很多方面看，他们二人可谓相映成趣。一个希腊、一个葡萄牙，他们的祖国都是在历史上曾经辉煌，曾经以自己的文化、政治、军事力量塑造过欧洲乃至征服过世界，却也都在今天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成为无论在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欧洲边缘小国。二战之后，两个国家还都经历了军事独裁，两位导演也都切身体验了独裁政权钳制言论表达的痛苦。然而，他们的电影却又那么不同，不比安哲洛普罗斯一唱三叹的情绪郁结，奥利维拉的影像，几乎很少直接涉及自己祖国的政治文化问题。他所对准的，总是人类生存和人际关系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且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优雅气度。他的有些电影甚至完全没有葡萄牙的影子，比如《我要回家》，可以说就是一部法国电影，里面还有真正法国式的细节和幽默：咖啡馆里同一张桌子的三个顾客，用同样的方式边喝咖啡边翻开报纸，这三张报纸分别是《解放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这样的轻松与达观，是安哲洛普罗斯作品中所罕见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家国之痛成就了安哲洛普罗斯影片的独特品质和沉重分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最新的影片中，奥利维拉忽然正视葡萄牙和她的历史文化地位了。参加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会说话的照片》，是一部非常直接的对欧洲文化语境和其中葡萄牙身份的书写。一艘邮轮上，代表拉丁文化——法国、意大利、希腊、葡萄牙(没看过影片，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没有了西班牙)——的是四个女性，与她们构成对手的，是说英语的男性船长，整个航向和控制者与领导者。当他们要交谈时，就必须使用英语。在这样以性别表现的拉丁文化整体尴尬地位之内，葡萄牙与其他三国又有进一步的差异：前者，是历史教授和她的女儿，后者，则是三个女演员。那么，在这趟从里斯本到中东的旅程中，葡萄牙似乎只能存在于历史学的讲述和各处的文化古迹中，只能在现实的文化竞技场中无奈地缺席。影片最后以一种奥利维拉电影中罕见的直接暴力影像近乎绝望地哀悼着葡萄牙的衰落。得知船上被恐怖分子放了炸弹，船长组织所有乘客登上救生艇，偏偏葡萄牙母女被遗忘在了游船上，她们二人站立在灯火通明的空舟之上，目送救生艇远走，直到爆炸的火光映红船长惊讶的脸庞(以上有关《会说话的照片》的情节，感谢大旗虎皮)。我觉得，奥里维拉对祖国的这次注目，简直有一点遗嘱的味道。
其实晚近的安哲洛普罗斯有着变化。在《尤利西斯的凝视》和《永恒与一日》中，故事的背景已经有希腊扩展为整个巴尔干。当然也可以说，这还是古希腊的文化圈，还是东正教的领地，不过终究是眼界的一种扩展。那么，他传说中的希腊史诗三部曲会是什么样子呢？那肯定仍然无法消解的家国之痛，会体现出什么样的新的向度呢？我会一直地期待和揣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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