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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梦巴黎》：巴黎，1968

2004年04月01日15:42:25　网易娱乐　稻子

　　1968年，美国青年马修来巴黎留学，就像当年，22岁的贝纳多·贝托鲁奇由一个诗人而改行为导演。生命里的那段时光，如同一场电影刚刚开场，总是年轻，羞涩，气质敏感而冲动，富有想象力，满脑子的梦幻。

　　这种气质在某种意义上吻合了巴黎的气质，同时，也无疑吻合了一个爱电影的青年所应具有的气质。于是我们看见，马修的青春和巴黎，和电影，持久纠缠。

　　马修说：大概只有巴黎人，才会在宫殿里放电影吧。

　　似乎，只有巴黎，只有电影，只有巴黎电影院里的那种光影组合，才足以成就一个人年轻时代的那种特有的敏感与梦幻。

　　在巴黎，美国青年马修看到了大量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巴黎的学生时代的生涯，投射到一个艺术青年、小资学生的生活世界里，仿佛永远就是，令他无比兴奋的电影院里的一次次放映。

　　在电影《戏梦巴黎》里，镜头的运动自由，散漫，颓废，像极了一个喝醉了酒的诗人。

　　镜头的焦点漫不经心地牵引着我们的视线，在巴黎的街头，在男女之间的身体上缓缓游弋，稍有停驻于某一个人，某一个部位，又随即移转开。

　　影像华丽而颓靡，色泽昏黄而又暧昧，包括你的身体的每一寸金黄的皮肤。这像极了古旧油画里的裸体，分明是赤裸裸地呈现，却又隔着颗粒浓重、油彩弥漫的雾，只有窥视，没有触摸。

　　作为一部帖上了“情色”标签的电影，作为他的前作《巴黎最后的探戈》、《偷香》的某种表达上的继承与超越，贝托鲁奇这时候所希望通过他的电影呈现的，已经不是某种感官意义上的、生理/心理结构意义上的“视淫”——或者说，不仅仅是这种充满色情意味的“视淫”。

　　他更想让人们在这部电影里看见的，是1968年巴黎街头所弥漫的，那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空气。

　　“情色”的形式成为贝托鲁奇的一种含蓄的游戏。

　　马修和席奥、伊沙贝兄妹的身体嬉戏，这时候构成一种隐喻：在个体生命遭遇动荡不堪的政治洪流时，只有身体的色情才是你我能够实实在在相信和把握的本文。

　　当理想迷失了方向，生命的冲动成为一种无法排解的欲望，三个人之间的情与色的纠缠，紧张、松弛、粗砺、性感、傻气、哀伤、深刻。

　　青年马修沉迷于电影里，沉迷于梦幻里，贝托鲁奇则沉迷于这样的对于“情色”的表白。

　　来自于东方的、意识形态中的种种符号，一片红色，或者一尊雕塑，仅仅作为影像的碎片而存在。巴黎永远是一个艺术至上的巴黎，政治的行文到这里，也将被吸纳入艺术的本体。在电影里，就是被包裹为“情色”。

　　这种行文，是米兰·昆德拉式的。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捷克，面对政治洪流，对于个人生命经验而言，你所能够感觉的，所能够触摸的，所能够记住的，又是什么呢？

　　宏大的历史被撕裂为影像的碎片，沉重的肉身盈满了无法排解的轻盈的欲望。

　　个体生活，如梦似幻。

　　1968年，当硝烟散尽，当“五月风暴”过后，革命再度由实践蜕缩为书斋里的理论，由巴黎街头的壁垒退避到了校园里，进入话语领域，进入本文研究，进入文字游戏。

　　同一年，巴黎的学者克里斯丁·麦茨发表了他的重要论著《电影语言》。是为电影符号学的开端。

　　这时候，麦茨的老师，罗兰·巴特的表述是富有煽动性的：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这场发起自大学校园，又回归到大学校园的革命，它的对象开始由政治转向文学、转向电影理论研究。

　　68年的革命狂欢并没有让人确信，行动的力量足以粉碎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失望至极的巴特说：不要革命，不要集体，不要斗争。

　　现在更值得抓住的，是享乐的、私人的、隐秘的“色情游戏”。

　　如果，知识分子不可能在革命的政治洪流里显山露水，那么，就在写作中，在一次次抬头低头的阅读中，在本文的嬉戏中，实现自己的欲望吧。

　　电影的结局，青年马修躲在街垒的掩体背后，他终于未能阻止席奥、伊沙贝兄妹投身于革命。
这时候，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吃饭看戏，革命不是壁画，革命也不是性爱。革命是投身于人流，向你的政治敌人投掷燃烧弹。革命不是电影，革命是流血，是暴力。

　　而马修不要这种暴力。

　　我们看见，1968年的巴黎武装警察，在贝托鲁奇的影像的再现里，潮水一般地席卷过街垒，作为国家机器，他们以一种无比勇猛而强悍的姿态，于瞬间吞噬了孱弱的革命者们。

　　这就是1968年的结局。

　　1968年以后，美国青年马修，他也有可能从一个观影爱好者出发，成长为一个电影导演，或者一个电影理论研究者——他所做的，无非就是巴特味十足的“色情游戏”。

　　历史，在后结构主义的读解下，成为碎裂的、不可琢磨的本文，我们永远都在猜测它的真相。

　　而巴黎依旧无比心胸包容。

　　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1968年的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时隔一年之后的巴黎人，在巴黎生活着的人，也恍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夜之间，一切照旧。巴黎依旧是一个红男绿女、浅笑盈盈、歌舞升平的巴黎，哪怕身当革命。

　　革命曾到来，革命已逝去。

　　35年以来，贝托鲁奇一直想表现这样一种巴黎，一种当时的巴黎。

　　街头的空气里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情绪，这种巴黎人的性格，浪漫，冲动，梦幻，乐观，哪怕天塌下来，付之一笑。

　　这是一个和今天的巴黎都有所不同的巴黎，一个年轻多梦的巴黎，一个活泼好动的巴黎，一个天性乐观的巴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巴黎，一个爱电影的巴黎。

　　而革命，革命是少不更事时候的儿戏，革命是一场电影，一场旧梦，一场游戏。

　　当电影散场，当呐喊消逝，当硝烟褪尽，我们看见的，只是巴黎那一片狼藉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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