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之争的“价值困境” 2004年02月17日13:42:37 解放日报 姜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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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从道德、艺术本体以及对媒体从业者的素质认真评说，认为《手机》形象且深刻地反映了一次当代道德的溃退、文艺批评的缺席、一批年轻媒体从业者庸俗的低下格调。其实，深究风波的起因，涉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伦理问题，一个关于“真善美”的价值怪圈。
冯小刚导演的影片《手机》与当下构成的互动关系，鲜明强烈，一是影片本身，二是所谓由崔永元评说此片引起的话题。
看过该片的人知道这部片子的叙事层面，主要讲述电视谈话类节目“有一说一”主持人严守一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通俗，又由于以与当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机为媒介，人物的思维模式与言行方式为当下所习见，与人性中那种普遍的暧昧性情的宣泄相关联，因而比较吸引眼球。但编导的用意显然别有所指，即科技与人性的紧张。
一直以来，相当一部分严肃的作家、艺术家对科技对于人性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并通过创作呈现对于人类终极命运的深思。手机作为当代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它的负面又有哪些？影片《手机》要揭示的恰恰正是科技的负面部分，让人们对于科技保持必要的警惕，因为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类精神的必然升华。《手机》让主人公严守一通过手机，把人性中的阴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他的人格不断地分裂和异质化，直观、感性。《手机》的定位虽是一部贺岁娱乐片，但它的主旨却分明不能仅以娱乐对待。
冯小刚将自己的影片一直定位为娱乐，希望与其他导演错位，这是他的艺术选择，市场认可它，说明观众需要这样的错位。在目前如何让国产电影更有市场，他作出了自己的探索。而有这样的影片说明国产电影的题材领域比之过去，有了较大拓宽。对于有些观众来说，面对冯小刚的这一艺术选择尽可以反感，质疑，批评，甚至于可以表达中国电影在往偏路上走的忧思。确实，如果中国电影过分强调娱乐化、商业化，电影业的品质所蒙受的伤害将非常巨大。
崔永元认为《手机》影射了他，并对他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带来许多麻烦，因而他对冯小刚的为人处世、艺术真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许多媒体对此的反应，更愿意这是一次崔冯联手的市场炒作，更愿意这是一次私愤的发泄，更愿意这是一次后现代式的闹剧，媒体的价值取向演变成恶俗的风向标。冯小刚与编剧刘震云对此的反应是沉默，冷处理。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刻意低调，另一方面反映出他们面对部分清浊不分、一味起哄的媒体干脆回避的取舍态度，再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高姿态。
当然也有媒体从道德、艺术本体以及对媒体从业者的素质认真评说，认为《手机》形象且深刻地反映了一次当代道德的溃退、文艺批评的缺席、一批年轻媒体从业者庸俗的低下格调。其实，深究风波的起因，涉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伦理问题，一个关于“真善美”的价值怪圈。
《手机》风波首先被有的人看成是一次“道德事件”，不仅事关“中伤”与否，还牵涉着当事人言行是否“得当”。当代社会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里，道德伦理上有怅惘困惑，甚至迷失，但也一直寻求并锻造着它自己的价值规范，在物质欲望的相对膨胀中，积极重构自己的形上世界。面对这一价值重构的格局，人们纷纷寻思自己处于怎样一个位置，以便更好地看清自身，认清时世。伦理的寻求与重构说白了，在于传统道德价值如何坚守与扬弃，创新与重塑，进而具备现代意义的品格和内涵。也正是在这里，人们具有一个巨大的新的思维与行为空间，让人性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展现和诠释，其间的某些现象自然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往往无法明晰指斥，让当事人及旁观者一起陷入伦理怪圈，清者不清，浊者不浊。姑且不论影片是否有影射之嫌，从严守一的人格裂变和沦丧中，还是可见出他的挣扎与痛苦、人性的阴暗与窄狭，生动地折射出当代道德在新的物质形态中重塑的艰难。再从崔永元对于自己处境的描述来看，他也陷于这一浆糊之中，在“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他选择了挺身而出，实话实说，不能不说他是有相当的勇气，即使陷于说不清的尴尬境地，还是一吐为快，试图在张扬公共道德之中厘清私人道德，维护个体尊严。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代道德在貌似溃退之中自有其奋起。
为什么严肃的专业批评的缺席造成了传媒批评的泛滥？其实文艺批评一直热热闹闹，如果把教条式的图解、快感式的尖叫以及商业化的应酬，一并算入，它非但没有缺席，而且正在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时代盛宴。确实真正的文艺批评在目前成了稀缺资源，但实事求是地说，文艺批评何时真正到位过？它的到位往往存在于事过境迁的回忆与缅怀之中，带了很多想象。有时恰恰是在不到位之中，显示出文艺批评的真诚，譬如选择沉默，有时沉默比说话更加意味深长。《手机》中手机不停的铃响，让严守一不停地接听电话。而一旦置于震动，或者发短消息，虽然也必须马上回应，可不同的是，减少了旁人的注意。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手机铃声的沉默不正意味着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同理推来，人们对于文艺批评之沉默的不满和责问似乎也有了足够的理由。
再说年轻媒体从业者庸俗低下的格调这一问题。他们服务于媒体，媒体是他们的饭碗，而媒体在市场中生存，市场需要这样的炒作，他们得适当迎合，让媒体与市场形成互动。对此以高调一味地指责他们，不免褊狭。这里的问题是，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的趣味都难守高雅的情况下，让他们一个个都高人一筹，恐怕不那么现实。这样的炒作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适度把握倒是他们要好好学习的。另外，对于个人修养与品位的提升，他们倒也要好好操练，但这无论对于谁，都需一生来做。而追究下去，究竟是改造社会客观环境在先，还是改造个人主观世界在先呢？
因此，无论《手机》本身的题旨与内容，还是由此生发的当代道德、文艺批评以及年轻的媒体从业者本身如何作为这些问题，都陷入了一个由相互生发形成的陷阱，即大家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崔永元深陷其中，冯小刚刘震云们未尝不是如此，兴许他们是聪明人，有更加精彩的剖白，暂且放在心中。
至此，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这样一个事件所引发的反思中，我们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立场究竟为何，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为走出这一困境做出何种的努力。（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社会观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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