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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特刊2:娱乐圈里的追梦人

2014-12-31 16:53:23 原图评论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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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有些人将它抛弃,有些人锲而不舍将它实现。而在任何地方,都有一群可爱的追逐梦想的人,他们心中装着梦想,永不停歇地走着。这些“追梦人”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困阻,无论多少次也曾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坚定地走下去,直到那些金光闪闪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对于他们,我们怀着敬意和祝福。近日,网易娱乐走访四位娱乐圈里的“追梦人”——造型师春楠、音乐人阿苦、导演路阳、公益电影《有一天》制片人孙阿美,探寻他们的追梦历程。(文/王诗姗 图/赵伟 李道忠 黄胜春 韩冲 责编/王诗姗 吴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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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圈,“阿苦”徐明朝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而对于大众来说,他有一个带点神秘色彩的身份——凤凰传奇主唱玲花的老公。5月底,《南都人物周刊》报道称玲花曾评价五月天的“唱的跟狗屎一样”。随后玲花发表长微博作出回应,称这句话是老公瞎编,并列举了老公作为五月天歌迷的种种奇葩事迹。这一风波也把徐明朝推向了大众的视野。从大连一个贫困渔民家庭的孩子,到知名网站的音乐主编,再到唱片公司老板,并且娶了一位女明星,徐明朝也算传统意义上的寒门子弟出人头地,他说自己算“中国梦”的典型,但表示自己不是成功人士。“我坚持的态度就是在这个时代,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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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到达徐明朝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电脑旁处理工作事宜。一身便装的他戴着红色工卡,没有一点架子,倒像IT白领。听说要出镜,他随手拿起抽屉里的剃须刀修理一下“边幅”。也许是媒体出身,徐明朝并没有普通人面对镜头的扭捏。他给人的感觉是直接又爽快,很自信。在刮胡子的同时,他还不忘调侃我们:“你最后选照片的时候,是以我帅的标准还是其他?”接着又跟我们讨论起网易新闻客户端和网易云音乐,猜测记者的从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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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徐明朝一直忙于凤凰传奇跨年演唱会的筹备工作。徐明朝是百人娱乐的CEO,公司里共有30名员工。这30人的团队是专门为凤凰传奇服务,在国内应该算人数最多的艺人团队。公司位于东五环,总共占地1400平,有专门的办公区、录音棚、排练厅。“办公区属于企划,录音棚属于音乐制造,排练厅属于音乐的包装,就这三块。我平时谈事就在公司,也不去咖啡厅或者酒吧。”身处喧嚣的音乐圈,徐明朝称自己的生活永远是两点一线,除了公司就是家里,从来不去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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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没有酒吧和摇滚,如何称得上是音乐圈?而近些年娱乐圈频频爆出黄赌毒丑闻,音乐圈更是“重灾区”。聊到这里,徐明朝则坚定地表示自己要远离诱惑:“那里危险,你去一次,你可能会很冷静的处理一些事物,但是你如果经常去,就总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不去是为了抵制诱惑,文章都抵制不住,黄海波都抵制不住,我比他们强到哪去啊,事实就是,大家都是男人,干嘛要在这件事情来显得自己跟唐僧似的没必要,不去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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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去过酒吧,在很早以前当媒体的时候。当我去到三里屯的时候发现人家都说英文我也不会,人家唱英文歌我也听不懂,人家在那交头接耳的聊,我老是格格不入的是感觉,我还是觉得跟朋友在路边吃两串羊肉串挺好的,要不自己回家弄点啤酒喝也挺好的。我就说那地一瓶啤酒卖25,在家一瓶青岛啤酒卖2块,你说图什么呀,后来就完全放弃了,就觉得我也不是这种人。我就纳闷了,一小瓶啤酒能喝两小时,这怎么喝。还有,我跟一个在那种地方的人谈凤凰传奇的工作你不觉得很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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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厅里,素颜的玲花正在排练。她看见徐明朝过来,就“抱怨”道:“这屋里好多甲醛味。我排练完要回去抱女儿的,女儿身上闻到那味,她会中毒的。这点事你都不管好,买几个菠萝、柚子全放上,把那味去了都不会呀。”徐明朝笑着说:“看见没?什么都得听媳妇的。”随后,玲花开始了清唱,徐明朝不时指导着:“有些歌是为了证明自己多牛逼,有些歌需要感情,你不要当成一首歌。铃啊铃丁咚,没有什么固定的词,唱出来脆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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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想来,在三里屯“洋气”的酒吧聊“农业重金属”凤凰传奇,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对于外界所扣上的“土”帽子,徐明朝有着自己的看法。“现在回看月亮之上,自由飞翔的时候,我真得觉得土得掉渣了,可是那个时代就是那样,那个时代凤凰传奇就只能出那样的作品,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我现在不可能出那个东西。凤凰传奇不是说我要去做多牛逼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牛逼,我们真的就是土,可是我要告诉你,这就是真正的。这就是真实的,这就是真实的文艺作品。我为什么一定拔高自己,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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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排练厅的情况,徐明朝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得知我们很诧异见到素颜的玲花,他解释道:“她平时就是素颜,从来不化妆,她只有上下舞台之前化妆。我媳妇素颜很好看,因为她老素颜,我觉得这挺好的。她在家也是素颜唱歌哄孩子。我和她都是唱《小苹果》哄女儿。你是我的小苹果,我爱你不嫌多,这歌词写得多好啊。我女儿5个月多几天,可好了,可漂亮可乖可懂事了。我哄她睡觉的时候,唱《小苹果》或者《传奇》,她闹的时候,我就开始唱《大河向东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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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1年3月16日,杨魏玲花与相恋7年的徐明朝在鄂尔多斯完婚。身边好友透露,两人在一场演唱会上相识,徐明朝对玲花一见钟情,展开追求,最终打动了玲花。对于和玲花的爱情故事,徐明朝用一句话概括。“就像媒体之前写的那样,我对她一见钟情,她见我那么帅,就毫无抵抗的就服从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05年谈恋爱,第8年结的婚。生活中我是个妻管严。不是妻管严还是个男人吗,作为新时代的好男人,不是妻管严的男人就太没面子了。工作之外我几点回家听她的,一般她让我几点回家我就几点回家。回家后每天都会聊一个或者两个小时工作。总之,工作上听我,工作之外听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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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提前约好说有采访,徐明朝专门空出一个小时。他一边沏茶,一边和我们聊天。“我的人生轨迹只有一条路,就是从我家到公司这一条路,我要不就在家要不在公司,要不从家回公司的路上,或者是我去人家的公司开会,但是一定会有司机或者是工作人员跟着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诱惑,除非是我公司内部出问题了,我公司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但这种人我不招的。唯一的相处秘诀就是,我心里觉得我跟玲花的关系很好,非常非常好,到了一个很甜蜜的时段,原因就是因为听老婆的就是唯一的秘诀,工作上不要讲,工作上没有听这件事,工作中是态度问题是决策问题,但是在生活中没有对和错,生活中就听老婆的,玲花说了算,我就无条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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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朝是一个说话很风趣的人,他笑说喝茶聊天是为了提升逼格。“什么茶装逼喝什么茶。装逼茶就是普洱,像黑茶。不喝茶咱俩坐着干聊显得多没档次。”他还招呼摄影记者:“你们可以把相机放下,喝喝茶我们聊聊天,拍那么多照片,其实没有用的。”于是我们坐下,一边品茶一边聊过去的事。徐明朝出生在大连农村的一个渔民家庭,还有一个哥哥,他5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将他和哥哥拉扯大。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1998年,徐明朝顺利地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系。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哭了。“当我双脚踏上北京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疯了,就觉得我好了,我牛逼了,我这下我以后就在这待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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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巴到达学校后,徐明朝又哭了。“学校一片荒凉的,全是中国50年的建筑,我发现宿舍没有我高中宿舍好的时候,我勒个去,又哭了。招生简章那个照片拍的跟实际见的不一样,招生简章的主楼辉煌威武,前面站着毛主席挥手是这样的,到了现场一看是什么玩意呀?所以哭了两次,第一次是感动了,第二次也是感动了。我去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大门靠着点上抽,这可怎么办呀。”大一大二的时候,徐明朝都拿下了奖学金。大三的时候,他开始混西祠胡同,和一些著名的电影爱好者、音乐爱好者在BBS上交流。” 2002年,徐明朝拿着在《北京饮食娱乐杂志》发表的两篇稿子去TOM面试,进入音乐频道,半年后,25岁的他当上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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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徐明朝离开TOM,成立百人娱乐公司,专门负责凤凰传奇的包装和推广。经过多年的打拼,凤凰传奇成为“第一天团”,他也成为富豪。回顾这一路的经历,徐明朝似乎并不愿意多说其中的艰辛,反而知足常乐地表示自己已经够顺。“内地的歌手票房排名,第一是汪峰,第二就是凤凰传奇,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自信的可以说出这句话来。其实真的跟挣钱一点关系没有,真正的在内地歌手想挣钱不开演唱会谁开演唱会呀,商演,走起来。我对钱没概念,我做事情基本上财务预算这一块不归我管,基本上大家都说这个钱有点高,高就高吧。有钱就花,也没有没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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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村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富豪,还娶了当红女明星。问徐明朝回家的时候是否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开始有,就是我刚大学毕业刚工作那会有,当然也谈不上衣井还乡,就很期待,比如说我下飞机到家了,到亲戚家,等待着他夸我。现在没有了。当玲花变成我们家族的一成员之后,比如说我奶奶我姑姑、叔叔他们,就不认为她是明星了,首先会把她当成亲人。这种情况下,那种所谓追星的东西就会淡下来。但是每次出新专辑一定要把专辑拿回去,当然也不是他们听,是因为他们身边的朋友,比如说我大姑的孙子小学的班主任,然后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跟你奶奶说一声,让奶奶跟你舅要几张照片、专辑、签名。那来跟我说,我说你不用再问我了,每次出专辑我就寄500张回去,我们家亲戚就自己拿去该送谁送谁,这已经变成他们在老家那边打开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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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徐明朝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人士。“特定的环境下让你知道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成功的这一说,这个行业只有存在,没有成功。这一行比的是谁先死,而不是比得谁有钱。其实成功不重要,你达到多高的顶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我也期望凤凰传奇一直走下去,你看五月天,坚持了十几年。我其实现在处于最难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构架上,在艺人 产出上现在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开始做自己,以前我们只有自己的企划团队,所以我们公司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但是现在我们有自己内容制作股份,包括视频产出,拍摄团队我都有,视频产出,音乐的产出,排练厅的产出,当我的公司开始转型做产出的时候。你以前都是外聘,做得好不好,做得好是人家的事,做得不好让他返工,现在全变成自己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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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的电影中,《绣春刀》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片在宣传少,排片少的情况,开创了以口碑逆袭票房的先例,引导武侠片复苏态势。作为《绣春刀》的导演,路阳也开始被大众熟知。而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追求电影理想的励志传奇。路阳本为北理工的一个理工男,为电影理想放弃了高薪水的工作,投身电影行业。《绣春刀》项目前后筹备四年,期间屡遭缺钱、缺演员等困难,堪称一部“血泪史”。路阳一路披荆斩棘,用自己的诚意打动很多人,将这部片子搬上荧屏。他的信念就是坚持不懈地做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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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上映期间,路阳在北京城外顺义的一个影视基地里拍古装电视剧《解忧公主》。一身便装的他在镜头前一丝不苟。《绣春刀》上映后好评如潮,作为小有名气的电影导演,忽然去拍电视剧,总让人感觉有些“屈”。路阳并不这么认为:“我目前就职于新影,领导给了我很多机会,包括电影投资,这部电视剧我们集团也投了,接了就应该好好做。”路阳本科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念的,读的是信息管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市通信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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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时都一样,不知道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将来要干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学这个专业,都不清楚,反正就是因为别人都在找工作,那我也应该找工作。工作了一个月,我就准备要逃跑。因为实在没有兴趣。当时23岁,觉得不甘心,然后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不是想考电影学院吗?你可以去考。想考电影学院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工作,做电视台的编导,编导的工作范围其实很宽泛,你要去拍,也要去剪,自己也要撰稿,还要做文案,什么都做。各种节目都做,时尚类的也做过,人物访谈也做,纪录片也做,根据公司的要求,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也算有了一些经验。当时工资还蛮高,一个月也有万八千的,那是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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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的父亲是中央戏剧学院教电影理论的,家里放着很多专业书籍,路阳经常拿来翻阅,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知识。“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带我看中戏的话剧,那时候我在中戏看到过很多的好的演员,他们还在学校时候的样子,包括像丛珊、江珊、姜文他们在学校的样子,他们那个时候都在中戏念过书,我看到过很多那样的好演员。但是父母其实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不过我最终考上北电研究生后,爸爸也会分享一些经验和心得给我。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非常的不一样,它很少有常规的文艺常识的题,都是考一些在我们看来很偏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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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路阳在电影学院的导师是著名导演田壮壮。“田老师一开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会去教室,但是去过两次之后他说他不喜欢这样讲课,他也觉得这样讲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后来他的课都是去他在北影厂的办公室,他的公司在北影厂,从我们学校走过去也不太远,去他的办公室喝茶,他那有很多很好的茶叶,他去拍《茶马古道》的时候,在云南那边拍茶马古道,弄回来很多普洱茶饼,我们每次去他就会掰一块给我们泡茶喝,在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他给我们去讲电影,辅导我们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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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全职念研,虽然考上了公费,但是路阳仍然要考虑到经济问题,他上研一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写电视剧这个事儿,年轻编剧本身是非常被动的,就是拿不到钱,或者少拿钱的情况是很正常的,有很可能你写完了之后一分钱都没有,这个很正常。我在2007年写的一个剧本叫《天堑1949》,陶泽如老师和胡可演的。念完3年研究生后,路阳选择了留校当导演系的资料员。“就是老师和学生来借DVD或者借光盘的话,我就借给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再能够多买一些资料回系里,让库存更丰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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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2009年初,路阳从电影学院辞职,一下子没有了收入,那是他最窘迫的时候。“2009年年底已经过了三十岁的档口了,那一年我会心里很着急,因为写了很多剧本最后都没成,很多事情去做都没做成,想怎么办呢?而且周围的人,比如大学或者中学同学,他们已经奋斗到了有所成就的时候,我还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而且也结了婚了,我也不能给我的家人任何的保证的时候。就有点有点迷茫、有点怀疑。”2010年,路阳得到了一个机会拍摄电影处女作《盲人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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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盲人电影院》没有给路阳带来任何经济收入,但该片却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KNN奖、俄罗斯喀山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金鸡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三个奖项。“拍了那部电影之后,我没有那么多怀疑了,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确实可以拍电影,无论拍得好坏,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能做,而且我们可以比这次做得更好,其实是建立了一种职业和创造上的信心。”因为《盲人电影院》获得了一些奖项,路阳和他的团队开始觉得他们可能以后就找钱拍电影会容易很多,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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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的电影实际上是在《盲人电影院》那年的秋天,就是去完釜山电影节回来我们就开始写了,差不多到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的时候,剧本就写好,我们开始去找钱,根本没戏,根本找不到,《房车奇遇》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整个团队一开始都在等我们,我们当时希望能够在2011年的秋天去拍这部电影,但是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发现演员也没着落,钱也没着落,就这么着一年就快过去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投资方看中了我们写的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梗概,他说要不然我们投钱你们来拍这个吧,其实一方面我觉得团队不能停下来,他们要不断地拍,才会积累经验,你才知道下次要避免哪些问题,才会有成长,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可能今年内想动《绣春刀》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现实了,就拍了《房车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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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拍《盲人电影院》的片酬是五万块钱,自己其实还倒贴了不少,拍《房车奇遇》时是十万块。“因为2007年写了那个电视剧,就是《天堑》之后,有了一点点钱,大概够日常开销和租房子用,能够撑一段时间。这基本上就是当时那几年全部的收入,就是拍电视剧和和这两部电影的钱,反正饿不死,但是生活上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改善。2012年,《绣春刀》的钱还没到。会觉得有些焦躁,再一次质疑吧,又一次开始怀疑这电影能否拍成。而且那个时候憋了一口气,就是有那么多不好看的电影都拍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就不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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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纪我还有血性,所以才会这么去想,我们就觉得我们只要拍出来,一定会比那些电影好看,但是就是找不到钱。哎呀,这个电影怎么办?就是非常的,找不到方向。2012年也有一些运气,就是认识了后来《绣春刀》的制片人叫王东辉,通过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介绍,第一次见面听我聊了《绣春刀》的故事,他就说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片子吧,他说我愿意来帮你做。他跑了几十家影视公司,我们又找来了张震出演,后来又经过一些波折,这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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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说中途也想过退缩,但是妻子制止了他。“就问我老婆说,要不然我去拍个电视剧吧,因为那时候有人找我拍电视剧。拍电视剧会赚钱。她知道电影是我最想做的事,但是我心里也清楚,因为拍电影我收入非常非常的少,我是不能靠拍电影养活家里人的。我老婆就很奇怪的问我说,你已经弄了两年多了,你现在要拍电视剧吗?她说你这样很奇怪吧,我才明白她其实心里真的很支持我,我说好,那我们就再试一下,就等中影的消息,然后东辉打电话来说中影愿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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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绣春刀》上映后遭遇了宣传少,拍片差等等不顺,但还是凭借口碑逆袭。“我们当时一开始想好,就是拍给观众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希望观众喜欢,越多人喜欢越好这部电影。我们拍的也是一种小人物的情怀,比如结局,我是给了一丝暖意的。即使梦想再怎么被打压,但是还是要坚持啊。”回想起这一路,路阳很感谢妻子的支持。“她真的就是贤内助,一路陪伴我,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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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了节省开支,路阳执导《绣春刀》时没有收取导演费,但对于他来说,下一部作品,再也不需要那么艰苦地去找投资了。现在,路阳搬到了东边一个高档小区,全心力写《绣春刀》前传剧本,“正常的话我一天最多就写两千字,一般一个电影剧本需要三万字上下。平时还是工作为主。周末会陪陪孩子。宅在家里挺舒服,除非要开会或者有必要的工作我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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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路阳来说,《绣春刀》已经结束了,一切归零。“我想拍电影的初衷就是想讲一个故事,跟别人分享。人还没有老,大家还愿意花很多力量去坚持某件事情,这个挺棒的,理想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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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美这个名字,是随着电影《有一天》而走进大家视野的。这部公益影片,历经900天拍摄制作完成,前后得到500个人的支持,吸引了周迅、韩庚、徐帆、张涵予、冯绍峰、斯琴高娃等12位明星全部零片酬参与。作为电影的制片人,孙阿美被推到台前,讲述她从乡村放映员到电影制片人的故事。回顾过去,她表示:“我是无知者无畏,初心未变,怀着梦想一点一点地做起来了。这个过程有太多人在帮我。” 孙阿美是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主要负责“零钱电影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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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于2010年年底开始筹备,2011年注册,2011年6月1日正式启动。这个由华谊兄弟的明星和员工共同发起的公募专项公益基金,致力于为打工子弟学校、贫困地区学校,搭建一间寓教于乐为一体的“零钱电影院”,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儿童免费看到好电影,这也是“零钱电影院”名字的由来之一。简单言之,孙阿美就是去乡下给孩子们放电影的。“零钱电影院的概念源于电影《天堂电影院》,我觉得作为一个乡村电影的放映员挺酷的,后来我就跟老板提案,让小孩子免费零钱看电影,所以后来就诞生了这个“零钱电影院”的想法,然后就这么一直做。”至今为止,“零钱电影院”全国共31所,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南、青海、甘肃、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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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考察学校,回访学校,放电影,回北京开会,处理基金里的事宜。11月下旬,她去贵州走访“零钱电影院”学校。据孙阿美透露,走访学校,主要考察学校和老师对电影与教学结合的认知度。“这是特别重要的。作为学校来说是一个,他觉得是有用的,而不是说给他增加负担的,这种认知感、认同感特别重要,还有就是电影在他们那边能不能持久的做运营,校长是不是可以长期负责,这是要见面一对一的去沟通的。”双方达成意向后,华谊兄弟公益基金整体监制“零钱电影院”的空间设计规划和电影放映设备采购,待影院建成后,孙阿美和同事们还会定期回访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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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之前,孙阿美做艺人经纪。“好多朋友都非常好奇,说唉哟我的妈,你受得了出差环境和收入上的清贫吗?因为反差特别大,原来带着艺人,也经常出差,但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什么都是最好的,现在是尽往穷乡僻壤跑,几乎是什么交通工具都坐过。去云南的时候坐藏民的摩托车,路边是悬崖。收入上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固定工资。其实这份工作最难的是体力上的透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因为确实去的地方非常艰苦,体力是大量的透支,我每年大概有一半时间是在路上,全是在外地跑,去的也都是条件特别艰苦的地方,我2013年曾经一年有三次高原反应,那个过程还是非常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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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走访学校的工作后,孙阿美回到北京,带着《有一天》的小演员们参加颁奖活动,她和他们在后台玩的很愉快。回想起之前的经历,孙阿美觉得最大的困难来源于人们的不理解。“最大的困难呢,我觉得是观念,太多的人对零钱电影院的不理解,他们觉得贫困儿童还不需要电影,觉得电影院没有建小学更实际。这是很传统的思维模式。很多机构都在做这种衣食住行,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衣食住行、医疗、吃饭、饮水,这些当然非常重要,却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精神,我觉得反而那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匮乏的,精神世界的改善更意味深远,包括老师。我觉得我可以为中国的贫困地区的孩子可以带来不一样的,那些东西当然需要,但是同样他们应该享受看电影的待遇。电影就是自由、快乐和梦想,而梦想与孩子的结合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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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其实特别特别需要耐心和精力,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信任。说服对方,让大家愿意为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项目捐款,是不容易的。华谊兄弟公益基金成立之初,华谊给了200万的种子资金。但基金需要有造血能力、良性循环。我们是独立的机构,我们财务,所有的钱都是独立的。我觉得一个良性的公益组织,是应该有它的造血能力的。当然两个老板(王中军、王中磊都给予了不同的支持。王中军先生画画义卖,把所得都捐入基金,都上千万了。他的带头作用,对我们也是有很大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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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公益基金成立之初,整个部门就只有孙阿美1个人,现在已经有4个人。“我是公司第一个因人定岗的人,因为我,而有了这个部门,王中磊先生有一段时间还挺骄傲,他说你们都别说你们部门缺人,这个部门只有一个人,这是一个人的事业部,因为我有一年就我一个人。”现在,很多琐碎的事情,孙阿美已经有同事帮忙打理。她的时间,一半用于考察走访学校,一半用于在公司开会,处理资金,还需要考虑机构都发展等事宜。 “这个工作它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去实地走访,去看很多机构的有弊端的地方,有好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吸取,不去做别人做的不太好的一些事情,只能用亲眼看到和双腿走出来,所以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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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美笑称自己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从2010年开始在给贫困地区的儿童放电影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特殊儿童群体并不仅仅像外界形容的那样什么。孙阿美决定拍一部关于献给孩子们、也是留给我们自己思考的电影,也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改变公众对特殊儿童的观念。“我从小就爱看电影,尤其是儿童电影。而且我心里一直装着电影梦,进入华谊公司觉得离电影近了些,就想着什么时候能离电影更近点儿。放电影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群体真的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悲情,那么悲哀,或者说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比如说,贫困儿童怎么就不能看电影?智障的儿童他们当然可以看电影,同时他们还有就业的机会和能力,这些他们是可以的,所以那会儿萌生了想拍一部电影的想法,我们这些公益机构其实声音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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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孙阿美开始了为中国首部公益电影《有一天》筹款、拍摄之路。“拍这部电影其实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筹款很艰难,当时我拿了三五页特幼稚的PPT,我都觉得那都不算PPT,就是几页,翻几页大白底的文字,上门去要钱,因为那个是没有参考,我觉得没有参考是最难的。说实在的,我自己本人根本就是门外汉,谁能相信一个乡村放映员能拍一部电影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尤其现在想想,我就特别能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特别疯狂的事,就是干了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但还真的就是成真了,还能前后得到了大家500个人,就是台前幕后500个人的帮助和支持,我觉得也挺圆满的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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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过程中,孙阿美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闭门羹”。“事情推行不下去的时候,经常有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就怎么着也不行,这个演员也不答应,这个导演也找不到,这个小故事推进不下去,因为我想尽早结束全部拍摄嘛,谁想到一下弄了900天。我弄了9个故事,9个故事其实就是9部电影的一个量。在900天里完成了9个电影,老板觉得对他专业的电影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我那会儿就有一个私心,就是希望在这个电影里有更多的儿童群体被关注到。我遇到的所有的环节,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所以我说我把我一辈子的躬都鞠了。”孙阿美喜欢坐在她办公室红色的沙发上休息。“每次焦虑的时候,我都会看着这个非洲小人,提醒自己别焦虑,要微笑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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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就是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谈,没有捷径,然后唯独是周迅,周迅是我认识她很多年了,所以当我完成前8个故事的时候,然后我就斗胆跟她说,小周你要不要看看,我搞了一个东西,你看儿童电影比较多,你给点意见吧,然后我就去她家找她去了,然后就给她放了,放了8个故事,她看了以后特别感动,她就抱了我一下,她说阿美我没想到你做了这么一件特别美丽和干净的事儿,她说我想一想怎么帮你,她很快就给我回复了,一两天吧,她说我来参与你第9个故事,给你收尾。她还把自己最珍贵的婚礼捐出来了,她婚礼现场99%都是在为《有一天》做宣传,她还捐钱,那天当晚门票的所有的收益,都不计成本全部捐了,是3023350元,她全部捐出来了,都到账了,让《有一天》再接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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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美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有一天》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她的预期。“我们的电影都到联合国放映了,这真的是没有想到的,超出了,还收获了这么多荣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杂念,我有时候属于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太多的话,可能早就放弃了,因为确实过程中太多的被别人的冷漠、不理解,敲门都敲不开,我曾经有一度就没有人给我开门,没有人听你说,嫌烦,还有很多很多。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能够改变公众的观念。我从一门心思就这一个想法坚持到现在,所以可能它后来慢慢取得了大家小小的回响,小小的鼓励,这是我没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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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阿美的办公室里,一把白色的凳子很显眼。她告诉我们,这是为“零钱电影院”特制的椅子。“为了符合孩子的天性,这把小凳子是找设计师专门设计,在细节上一点都不能含糊,所以零钱电影院绝不仅仅是放映几场电影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样品,四年了,它这个特有意思,你看它,它是椅背是这样的,然后你翻过来,这也可以坐。”在给孩子们放映电影的过程中,孙阿美和全国各地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次去他们都特别开心。还有给我写信的,我有时候给他们带点小东西。”有时候,孩子和老师们也会送给孙阿美一些手工制品,她都一一珍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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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封信,小孩自己做的,特别漂亮,特别可爱,这是在云南上学的一个缅甸女孩寄给我的,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她12岁2年级,现在是14岁,4年级了。她每次见到我都说,我每次都不想跟你打招呼,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因为你每次都特别匆匆的就走了,工作完了你就走了,你都不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特别想你,所以我不想跟你见面,这样的话我会难受。我听了也挺感动挺难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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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孙阿美在澳门金光综艺会馆面对7000人演讲,12月21日在全球最大的公益平台TED演讲,讲述这一路来追梦历程。“《有一天》像温度计,我在做的从第一天开始,在筹款的路上,到最后上映,我觉得这一路我都在试温度,真的是很多的白眼、质疑、冷漠,当然也有拉我、推我、帮我的,它整个过程就是像温度计一样。我这一路所做的事没法用钱衡量,都是为了孩子们。我自己好像干完这个工作以后,干不了其他的了,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干净,非常单纯,我所有的精力,我想到的可能都是如何给那些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是我唯一的一些目标,这也是我的动力。”12月30日,《有一天》获得第六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公益电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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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造型师,春楠这个名字对于时尚圈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倪妮、Angelababy、刘诗诗等当红明星的固定合作伙伴。从一个发廊小弟,到国内一线明星的御用造型师,春楠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培训,自学成才,奋斗了17年。春楠说入行之初的愿望是做一个特别有名的化妆师,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他。“但是现在大家认不认识我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没有关系,就是已经变成这样了。关键是工作得快乐。我现在比较有成就感得事是每次拍杂志,拍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在某个指定的场合,类似一些国际的红毯,我们如果那时候发挥特别超常的话,我会特别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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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到达春楠的家时,他正在敷面膜。“上午刚给刘诗诗化了一个妆就回来,下午还有工作。最近太忙,作息不规律,冒了好几个大痘痘,保养还是必须的。”春楠的家位于崇文门附近,70多平,是两居室,2010年花了220万购入,现在能卖350万。他略微有些不好意思:“我都是全世界各地飞,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也没空收拾。不过我最近想在机场买个房子,那样以后出差就方便多了。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是想着在北京能有个能住的地,赶的点还特别巧,买完就开始限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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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子的一角,堆放着一些行李箱。由于经常出差,春楠已经记不清自己用坏了多少箱子。“我最近就一直在飞各种地方,最近这仨艺人(倪妮、Angelababy、刘诗诗)都在宣传期,baby去美国拍广告,倪妮北京的电影宣传,我几乎是每天飞两三个城市。我是一个化妆品狂人,我走到哪儿买到哪儿,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我一个大号的行李箱整个买满,不用导购介绍。我箱子每次都是超重,大约四十公斤吧,不过我是航空公司金卡会员,可以超重一些。我基本上自己的东西就背在双肩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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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楠是哈尔滨人,16岁时就去在美发店里做头发。“我家庭条件其实还可以。但我学习不好,考上了一个什么奇怪的职高,就干脆不念了,去了一家美发店做头发。做美发的时候,我就老看那些美容师在那儿,因为我们店里面有美容项目,就老在纸上画,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去看,我就觉得他们画的不好看,我说我觉得你们这个眉毛画的真不好看,美容师说那你画一个我看看,然后我就画一个,然后美容的总监一看就说我应该去做化妆,就把我推荐到他朋友开的影楼,先帮男的吹头发,化化男妆,打打底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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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就在影楼里面给别人化妆,然后我就学会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化的一些顾客的片子就留下来了,留在影楼里面变成了样片,后来有一个人,是我们那个店的老板的朋友,在那搞培训,他就经常会把一些化妆师发到外地去,我当时很不想在哈尔滨,然后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帮我到外地去看一看,我那时候以为外面都特别好,特别高端吧肯定,肯定是不是技术特别好,可以出去看一看,长长见识,结果第一站就去了昆明,那时候我17岁,我坐了火车,我是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北京,北京站,然后再从北京站到北京西,从北京西到昆明,我记得那个时间特别漫长,当时我捧着一个包,双肩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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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春楠又辗转去昆明南京等地的影楼呆过。因为父亲离世,他回到了哈尔滨陪母亲,当起了化妆老师。“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我已经穷尽了,什么都没有,我在这儿讲给学生的这些东西,我已经都讲完了,我不知道还能讲什么,好像像一股水已经倒完了,就特别憧憬着想出去上学,觉得我要是能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学习一下化妆该多好?我可能就会跟别人,就会更好。”产生这样的念头后,春楠联系了一位他在影楼认识的化妆师。当时这位化妆师正在《大宋传奇新狸猫换太子》剧组当化妆师,他告诉春楠,像春楠这种程度的,不用去学了,就直接到剧组来化个妆就什么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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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拍完后,春楠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涯。“当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还挺痛苦的。演员就跟我说,你应该到北京,你化的如何如何好,好多化妆师都没有你化的好,你应该去走时尚的化妆师路线,我就来北京了,拿着剧组里面挣的四个月的两万块钱,拎着一个箱子来到北京,租住在演员的助理他同学家的一个房子,跟人合租的一个房子,在北沙滩,有一个六楼,有一间是我的,那屋里面有空调、冰箱、电视,我觉得好好啊,在北京能有一个这样的房子?那时候一个月四百块钱,我觉得挺好的,就住在那儿,一个月付完了房租,每天出门打车,去找工作,一无所获。花完了大部分钱后,我就觉得北京太不欢迎我了,我要离开北京,回哈尔滨吧,学校还在等着我,随时回去都给我涨工资,还是回家吧,就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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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教的一个学生在北电学化妆,我跟她说想走了,她给了我很多鼓励,并且跟我说,老师如果你走了,你就是一个过客,再来的时候比现在还难,难十倍,我觉得她说的特别有道理。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当时我拿着影楼里面拍的那些照片去找杂志社的编辑,我说想要拍杂志,编辑很热情的说好啊,你过来,我们正好也需要跟好的化妆师合作,结果去了以后,编辑一看我的作品以后,那个表情就能看到你就觉得他很失望,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影楼的东西怎么可能拿到杂志上去用呢?然后我也挺失落的,但是当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要先有照片再去找别人,后来找了一个叫郑泓的摄影师帮我拍点照片,他没有完全答应我,他说你得让我觉得你化的好,我才能帮你拍,我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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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个晚上,郑泓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儿现在有一个人要拍片,你过来帮我化化妆吧,我就回家拿着箱子打了车,跑到他的那个地方去了,去了以后化了一个中年妇女,一脸雀斑,那次确实化的还可以,这个郑泓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呀?我说我没有事情可做,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决定去酒吧找一个地儿当服务员去了,就只为了留在北京,然后其实是郑泓救了我,他说那你来我这儿吧,你化一个妆我给你一百,你也不用坐班,我有活儿打电话你就来,然后他就打电话让我来化妆,我那时候就一个月能挣三千块钱了,还有别人找我出去化妆的,那时候也认识了艺人孙菲菲,她也一直找我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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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瑞丽》当时的首席化妆师一起给10个女孩化妆,郑泓说我化的比那个化妆师好,他这个话就激励我了,我就拿着我的作品打电话给《瑞丽》杂志的编辑,我说我想要拍你们杂志,当时我就知道《瑞丽》,那个编辑一看我的片子就跟我说,你确实化的完全符合我们杂志的风格,从那时候他就跟我约了个片,从那时候开始,那是2005年的事儿,从那一期开始,所有《瑞丽》杂志社的编辑都认识我了。这个编辑离开《瑞丽》了,去了其他杂志的时候,我就跟着到了其他的杂志。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化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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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山楂树之恋》刚火的时候,周冬雨拍杂志的时候,我给她化了一次,后来周冬雨就开始用我,当时她的经纪人那时候还带着倪妮,倪妮也开始用我,我就开始大量的化一些艺人了,然后就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了,一下就变得现在这样了,特别特别幸运,我真的太幸运了。我记得第一次跟倪妮去法国看高定的时候,内心是很震撼的。因为去坐在那儿的,除了各国的主编,那些大杂志的主编以外,就是一些像什么卡梅隆迪亚兹这样的人,我们都是站在角落里面,但是当模特一走出来站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看了,真的,就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你真的去接触到这个高级定制的这个东西,你看到了这些美丽的衣服和这些妆容的时候,这对你是很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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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对于春楠来说是丰收的一年,那一年,他开始小有名气,开了一家EBI发妆店。“2012年,我就买了自己的车,当时大概花了60万,我刷完卡后上面就剩下1万多块钱了。虽然买了这个车以后就没有钱了,但是还是很高兴,因为好像觉得这是自己的第一辆车,终于可以告别打车的生活,而且我这个车提车的时候我连本都没有,我还是最后几天去考那个本,一直没有时间去考,但是我车已经到了。而在最初的时候,我都是拎着大箱子坐地铁跑通告的,没有一个影棚我是没有去过的,不管是多么好的影棚,还是多么low的影棚,我都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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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午饭,春楠换了一身衣服,去给张子萱化妆。开始前,他和工作人员商量今天的妆容。春楠化一个女艺人的妆容(包含发型)标准时间两个半小时。“但是通常时间是不允许的,通常时间可能就给你一个小时,她可能就要上台了,但是你还要给她最好的状态让她上台,就是很随机的。我上次跟刘诗诗去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我用了20分钟给她化了一个妆,当时出来后好评还挺多的。当时我到了酒店以后,诗诗已经把头发吹干了,然后我去了就给她开始化,我没让她打粉底,因为我觉得粉底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会让别人去涉及这一块,到那基本上用手抹完了粉底以后,睫毛一涂,嘴一化,头发卷两下赶紧就走了,二十分钟,这是最短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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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化的这些女明星基本上都是天然的,没有人整过容,倪妮、Angelababy、刘诗诗等等,都真的是特别天然,没有人整过容。倪妮的脸比较有棱角,皮肤又很白,但五官很淡,眼珠很淡,所以很多时候强调眉毛就好了就可以了;Angelababy就是那种很漂亮,长得很不真实,所以很多人一直都觉得她是不是整过什么的,但她其实真的没有整,因为其实你要看过她父母你就知道了,她父母,她爸爸完全就是一个外国人,长得跟她爸爸特别像,你在网上可以搜她爸爸妈妈的照片,一看就是那样。刘诗诗是属于那种很不食人间烟火。”春楠说,他和合作的女艺人都比较融洽,遇到气场不和的艺人,不管对方腕多大,给的报酬多高,他都不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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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圈里混,春楠也遇到过耍大牌的艺人。“有次给个大咖女艺人化,她说天太热,跟你说把灯关了吧,就摸着黑化。我自己带着一个小LED灯打着化,化完了之后说,嗯,你化的还可以,第一次给我化能化成这样就不错了,然后说继续再合作吧,但是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打×了,不可能再有下次了,我助理也很紧张,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大牌的艺人嘛,然后就一直在抖,我就很生气的跟她说,我说我们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你们都像个人一样在工作。”春楠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已经排到明年2月了。“我对现状太挺满意的。忙碌且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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