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期
33岁的贾玲有时候“特别特别闹心”，在戴话筒上舞台之前，她会异常烦躁，耳朵痒、腿疼、牙齿会痒、紧张，哪儿都不舒服。但一站到舞台上，大幕一升起，贾玲听到舞台下观众喊“女神”，“贾玲”，“我爱你”时，她又觉得“好多人需要我，你喜欢被人需要嘛。”而当6月27日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节目的大幕再次升起后，事情似乎朝着贾玲从未想到过的方向跑走了。
这一晚，贾玲在节目《木兰从军》小品中，身穿古装、嘴啃烧鸡出场。贾玲版花木兰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被父亲骗去当兵，见到壮汉更是流鼻血，这样的傻大妞形象引发了一个名叫“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组织的不满，该组织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组公开道歉。公开信称该作品“破坏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又严重伤害了国人尤其是木兰家乡人民的感情。同时，其所产生的负能量，则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所谓的“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更是经历了专家抨击小品触及底线，网友认为专家小题大做的争议升级，到贾玲最终道歉，节目停播，而后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花木兰研究员再次发声应立法制止恶搞的新闻连续剧。
贾玲是不是恶搞？文化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只是水平不高的搞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认为，贾玲的情况，完全不必上纲上线。“像贾玲这样幽默搞笑却水平不高，想风趣却格调差、不得体，趣味不是很完整的作品，说不上是恶意恶搞，对传统文化不尊重，并不需要反应太激烈。还是认知和水平局限，使得作品不得体不恰当，可以提高，不会对社会有大的危害。”
河南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民俗学博士彭恒礼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整个事件应分三部分分析，首先是在争论之前，大家应该有个共识，“到底节目的主角是谁？是贾玲还是花木兰？从小品来看，毫无疑问观众看的是贾玲，因为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前就亮明了‘下一个出场的是贾玲’，我想哪个观众也不会认为这个形象就是真正的‘花木兰’。观众看节目图的就是娱乐，不是把它当历史正剧来看。从广义来讲，任何艺术形式都是经过再加工的，如果严格去把握历史真相的话，这样就束缚了艺术的创造力。”
文化批评家葛红兵进一步解释，当今一些新艺术家用后现代的消解的方法或是反讽的方法来创作。“看到的花木兰形象是有点戏谑的，日常化的，不那么高大上，但在生活中是确确实实的，大家能够接受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把她一个成长的过程写出来”，葛红兵觉得这种艺术再创作再加工，是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有的权利。
什么样的恶搞该道歉？恶意亵渎国家象征的，贾玲不属于此列
对于娱乐节目恶搞解构，张颐武认为需要谨慎处理。对于国家象征，社会象征，大家有共识的形象需要审慎的对待，不能拿来随便开玩笑。另一些趣味性的，活泼轻松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有恶搞嫌疑，“这个度需要审慎划定。微博上有一些恶意对社会进行撕裂，对社会的基本认同进行攻击的情况和贾玲的情况是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个应该有所区分，但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混为一谈了，这是应该予以厘清的。”
“有一些对中国国家历史，重要事件，重要英雄形象，比如说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说是烤肉，这个不是调侃，是怀有恶意的。对这种怀有恶意的批评和质疑是很有价值的。”而贾玲不属于这种情况，还上升不到对整个社会底线冲击的程度。
该不该贾玲道歉？电视节目体制的问题+缺乏民族自信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认为，对于经典形象的“恶搞”其实从20年前《大话西游》出世，学界就有争论。而之所以争论20多年仍然没有结果，是大众需要一个事情去关注。“贾玲恶搞事件”引发的文化论争是有好处的。
相对于“贾玲是不是恶搞”“贾玲是否应该道歉”等争议，彭恒礼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前电视节目的格调问题，他坦言小品中有一个“贾玲看到两位壮男流鼻血”的情节，“节目组是否考虑到观众的年龄阶段，成年人看了会一笑了之，但是否会对儿童产生影响？这不是贾玲的错，是国内电视节目播出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影视节目分级制尚未成熟的问题。”
文化批评家葛红兵认为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需要一份文化自信，花木兰是谁，中国人可以来写，美国人亦可以来写，美国人用好莱坞电影的模式来写，中国用戏曲，戏剧来写，或者今天用一个话剧来写，“谁来写都可以，怎么写我们都可以来俯瞰看。有这种文化自信，我们才叫真正的大气。”
葛红兵举例称，美国人常把自己的总统写成坏人，但美国人并不会因此就认为总统是坏人。“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艺术形象，另外一个也非常清楚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看。”
葛红兵也认为，作为文艺创作尤其是幽默喜剧手法呈现作品时，需要把尺度放的大一些。葛红兵介绍，讽刺艺术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把自己进行贬低和贬斥，从而让人们看清某种真相，它的本质上就是通过消解来对比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你一本正经的去看待它，就等于一个人在跟你讲笑话，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他，这个人家就没法跟你讲笑话了嘛。”
道歉之后：预防“打倒贾玲”之后的文化专制
贾玲道歉之后，一直以西游记代言人自居的六小龄童，在微博上为贾玲的道歉点赞，“好开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似乎从贾玲开始，一切有过恶搞的创作者都应该自觉开始排队道歉了。
搜索新闻，我们不难发现，六小龄童除频繁参与各种西游研讨活动外，对国内外各种恶搞更是义愤填膺，比如他曾说过：“改编可以，但不能肆意扭曲。尤其孙悟空不能和妖精谈恋爱，这是对名著的亵渎，也会误导现在的小朋友。名著改编是有一个底线的，这些角色的基本人物性格不能变。要防止一些打着‘时尚’、‘颠覆’的旗号来恶搞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做法，这样做是有伤中国人感情的”。
贾玲道歉之后，花木兰研究员郭义方再发声，他认为“恶搞”趋势应该及时刹车。为此，建议进行文化立法， “现在贾玲道不道歉，只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有立法，就可以用法律惩处”。一语既出，更是引发网友巨大反弹。
“好像有的人觉得只能用我的方法来解释，只能由我来解释，我来垄断这个解释，这个是一种文化专制思维，或者文化地主思维，这种倾向要警惕。”葛红兵认为，现在人们往往容易扣大的文化帽子，比如文化爱国主义帽子，把人家一下打成文化汉奸，文化叛国者，这种新趋向代表了我们当下一种很可怕的思维——文化保守主义思维。“任何一个时代经历了繁荣昌盛以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维就会崛起，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对于这种思维我们也应该警惕。”
无奈的贾玲：有情怀的喜剧到无意义的搞笑
6月底，在接受网易娱乐采访时，贾玲曾吐露心声，其实上《欢乐喜剧人》第一期时，贾玲就有过退意。因为“压力真的很大”。一周出一个小品，“说一星期一周，其实有一天彩排有一天演出，其实就五天，只有五天的时间。”在五天内，贾玲可能要商量三天的剧本，“三天剧本都不一定能磨得出来，因为大家要闲聊天，闲扯，然后扯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往里放，所以这个东西过程是特别特别累。”
而这些“热乎乎的”的作品一出来就上了台，根本没有时间再让贾玲拿去给师傅冯巩指导，“都没有时间去问他。”
《木兰从军》也是这样磨出来的作品之一。
贾玲认为自己对于一切发笑的东西都有情怀，对于喜剧的东西有兴趣并喜欢钻研，但她也自己的无能为力。去年六月份，贾玲已经打算不做相声，也不做小品。贾玲觉得自己找不到特别鲜明的人物个性，也找不到也不愿意演那种较为传统的给人特别深刻意义的那种小品，所以贾玲在《欢乐喜剧人》创作作品时的想法就是：只是纯搞笑，没有任何意义，一种特别萌，特别可爱的让大众接受的一些方式，其实更是说让南方人更能接受的一些形式。”
尽管“恶搞花木兰”事件弄得很大，但贾玲的舞台生涯也并不会因此而终止。只是往后，当大幕再次升起时，贾玲的心境和今时今日相比，只怕会多了一丝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