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开拍至今，《毒战》花了整整两年才愿让人睹真容。杜琪峰要北上，《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那样的小品只是打安全球，银河映像主力人马来内地拍“公安”题材才是亮出彼此底线的时候。杜琪峰脾气大，倔，但并不糊涂。挂着银河的金招牌在顺从和坚持之间自由转身，但转身的过程漫长得可追溯到四年前，与天较劲，与人较劲，包括自己，他们的经历堪称一个微缩的港片导演北上见闻录。

《毒战》前传：想拍不该拍的“重庆打黑”

2009年，《复仇》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直传言他要翻拍梅尔维尔的《红圈》，但影迷盼来的是另一部片子，男主角也不是阿兰·德隆，而是法国歌坛常青树，这是杜琪峰第一部资金和市场都主要在欧洲的合拍片；枪开到法国，何妨往内地方向瞄准？那时候合拍片趋于规整、规模化，你能想到的香港导演都在赚人民币，记者在海滩上的酒会里揪着他，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他一杯酒在手，喝得脸通红，敞开跟这帮小孩打哈哈：“你们没有黑帮，我怎么拍黑帮片？”一个只能报以会意微笑的答案，也可能是聪明的敷衍。

其实他没忘记那句话，那句玩笑两年后成了一个可能：海润影视的老总刘燕铭拿着关于“重庆打黑”的题材找上门。2010年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落马”，直至2011年11月当地政府宣称550多个涉黑涉恶集团覆灭，那一年是总结性的一年。

杜琪峰和搭档韦家辉都觉得这个题材有搞头，但没头绪，这个题材最麻烦的部分就是它并非虚构、也不能虚构：“我们只是试图去拍那段事件里发生的事。重庆打黑有很多确实的时间点，比如3·23枪击案发生了什么，怎么破获、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有很多限制。”刘燕铭建议他们去重庆当地了解一下，他动用关系帮他们联系了大批参与过打黑前线工作的警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韦家辉作为编剧扎进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资料库，“原型太多了，多得接连好几天日夜开着车全城跑，聊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项目藏了很久，而且很快胎死腹中，还没到立项那一步韦家辉的剧本就被全面否决，他至今不太清楚审查的程序，“只是完成剧本后，发现有的东西和大家的想法不太对得上，没法发展下去了。”这个“大家”不光是电影局，还有公安、海关等等被事件牵涉的部门， 那时还没有《单身男女》，这勉强算是他们和内地审查的第一次交手，用杜琪峰的话说，这下的是一盘“蒙在鼓里”的棋，很多人说有问题，但没有修改意见，“你连到底细节上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不过也不需要知道了，因为从思想上就已经否定你了，他们其实不是那样想的，也不希望你在内地拍一部这样的电影。”韦家辉后来说道。

也许因为，上帝是比他更厉害的编剧， 2012年重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韦家辉看着香港媒体的报道，回想起在重庆那些警察跟他聊天的情形，他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大事件，杜琪峰也意识到当初“重庆打黑”的构思现在看来太天真了，他总是说自己是搞文化的，不谈政治，结果让人苦笑：“怎么也猜不到这件事的复杂程度牵涉到那么多人，这才真是‘only happen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