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大立) 1986年5月9日,那是一个周五。人们需要在周末狂欢,狂欢需要一点音乐,更需要一点和从前不一样的东西。那一晚的北京工人体育馆,突然出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本来是一场主流的歌星演唱会,但下面出场的这个人,却让那五分钟变成了一场摇滚音乐会。一个不满25岁、头发混乱不堪的青年,用?尽吃奶的力气,喊出了一首让1万5千人目瞪口呆的歌,《一无所有》。他那身古怪的造型,也就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形象。崔健,从此成为了一个神话。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这三十年前的一幕,不禁会问:到底究竟是什么,让世界充满爱?
后来,崔健第一次亮相的这个‘意外’的五分钟,就被视为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时刻。一晃,三十年了……
三十年后,在我们的记忆里,有哪些人、作品和事件是清晰而立体的?在我们的音乐架上,有哪些CD和卡带仍被我们视若珍宝,舍不得扔出窗外?如果你是和崔健、丁武、张楚、窦唯、赵牧阳一样的60后,你一定对1990年之前摇滚乐在中国的那些模糊场景还记忆犹新;如果你是和左小祖咒、王磊、周云蓬、吴吞、敖博一样的70后,你一定对1999年之前中国各地的摇滚酒吧如数家珍;如果你是和伊立奇、叶尔波利、苏朵、仁科一样的80后,你一定对2000年之后中国最有知名度的音乐节无比热衷;如果你是和大卫、吴妫、王骞、大包子一样的90后,你一定对今天顽强存在的中国独立唱片出版充满敬佩;如果你是在同龄人中没有找到音乐偶像的00后,你相信中国摇滚乐已经走完了三十年吗?
不知道那些曾经进入到这支30年中国摇滚乐队伍,却最终没有出版过一张专辑甚至也没有录制过一首歌曲的摇滚青年,你们现在在哪里?是正在电脑前看这部纪录片,还是已经忘记了摇滚?偶尔回忆一下过去的热血沸腾,你们会认为那是一场失败的理想吗?
不可否认,当崔健从人海中第一个跳出来,拿起吉他后,他的一言一行已经和中国摇滚乐密不可分。当流行歌星争先恐后的匍匐在电视晚会和大众口味的脚下时,崔健发出了一个反抗者的嘶吼:在金钱与极权的废墟上,我们是去做腐溃秩序的拥护者,还是去做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就算没有什么真正的盟友,他也决定独自行动,
“因为我是一个人。”
走在前面开路的人,他必然要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有》自然已被公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而我们也不该忘记,一首改编版的《南泥湾》曾经让崔健从北京公开的舞台上消失了十八年。一首红歌,一样可以成为影响中国摇滚乐发展的重要之作,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歌手的消失,不代表思考的终止。就在崔健被封杀的这十八年里,摇滚乐却冲离了权力意识的中心,迅速向四方扩散,一天天渗透进中国大地的土壤,让更多的音乐青年发现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它不是大路,也不是小径,它是靠他们的判断力和脚力磨出来的。今天,当我们回忆这三十年的每一个镜头,应该很自豪我们都是赶路人,你我都曾走进那些场景。
在西方社会,一个摇滚乐迷可以只听英文摇滚专辑,而不用听中国摇滚专辑。而在中国,一个摇滚乐迷不但去听中国摇滚专辑,他必然也会去听西方摇滚专辑。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问题,他试图去瞭望更开阔的场景:很多中国摇滚专辑的品质是令人堪忧的,它体现了从业者的能力水平。这种令人堪忧并非个例,而是普遍性的。它不但体现在第一个十年,也延续到第二个十年,甚至影响到第三个十年。
现在,第四个十年开始了。
让我们这样划分吧:1986到1996之间,为中国摇滚乐的拓荒期;1996到2006之间,为中国摇滚乐的建设期;2006到2016之间,为中国摇滚乐的变革期。从被全面禁止到被全社会接受,这是一场深刻的时代演变。30年的成长,有很多痛,也有很多希望。那一张张传唱至今的专辑,正是这场演变的见证。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人与人之间彼此仇恨、互相残害的地步,那么我们更需要通过音乐去找回最初、朴素的生命力,去重新发现我们的人格。一首歌,也许仍然被禁播,但摇滚乐再也不可能被封锁。你只要找到那条管道,那些歌曲就还是属于你的。
无论你是一位歌手还是创作者,无论你是一张专辑的编曲人还是文案写手,无论你是一家唱片公司的出品人还是一场音乐节的策划者,无论你是一间LIVEHOUSE的创办人还是一名现场观众,无论你是一家网站的运营商还是一名数字音乐的支持者,无论你是对今天现状的守望者还是对明天出路的憧憬者,只要你心底还翻涌着一首你热爱的歌,那么你就是一名摇滚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消灭了懒惰,那么我们也就会消除长久以来的不安。摇滚乐改变了无数代人的生命轨迹,它鼓励我们去维护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而我们对它意义的全部还只是略知一二。因为成长了三十年的我们,依然很年轻。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还会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痴迷摇滚乐,那么我们就要为现在的每一天去争取多一点点自由。如果生活依然不尽人意,我们至少还有正义。
中国摇滚乐30年50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