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知识青年靳恭绶、顾达明、杨如宽因不满黑暗现实，逃离家乡寻求出路。途中他们救起逃婚的余宏奎，四人结盟为兄弟，来到济南进了山东第一师范学校。靳恭绶认识了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而余宏奎得到了国民党员薛健白老师的赏识。他们四人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时常秘密在一起，读进步书籍，谈革命道理，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在这期间，他们还结识了两个女学生：谢辉和刘芬。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赵锦章同他的爱人、共产党员宋珠萍一起转移南方，参加了北伐军。靳恭绶等六位同学在济南积极声援北伐。一次在与反动军警的搏斗中，靳恭绶表现得很勇敢，余宏奎则十分怯懦。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六位青年怀着激情赶到武昌。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出身、经历和志向不同，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余宏奎投靠了在35军当参谋的薛健白，杨如宽为了个人的艺术爱好，参加了北伐宣传队，靳恭绶、顾达明、谢辉和刘芬投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久，靳恭绶、顾达明被分派到长沙军分校受训，与他们的老师，现任军分校教官的赵锦章重逢。1927年5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乌云刮到长沙、武汉，一贯伪装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薛健白带着余宏奎等潜往长沙策反。一天，余宏奎遇到顾达明、靳恭绶，他想利用顾的忠厚，摸清军分校共产党的情况，遭到了对方的斥责。顾达明和靳恭绶立即将情况报告赵锦章。赵预感到反革命将有行动，一再向领导提出积极防御的建议，都遭到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反对。
反革命叛乱的马日事变终于在长沙发生了。反动分子也在军分校制造事端，企图清洗军分校的革命力量，他们大肆搜捕军分校的共产党员。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靳恭绶、顾达明奋不顾身救出赵老师。他们牢记赵锦章临死时的嘱咐，怀着满腔悲愤回到武昌，通过宋珠萍找到了党组织，与谢辉、刘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杨如宽在北伐失败以后，于悲观失望中当了逃兵。1927年7月，武汉反革命叛乱的前夕，汇集在武汉的革命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转移农村，消灭了拦路截击的反动武装。靳恭绶、顾达明枪决了叛徒余宏奎，跟随革命队伍，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的风浪中继锻炼成长。
这部耗时三年拍摄完成的影片，1966年刚刚拍摄完成却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1978年，《大浪淘沙》解禁公演。有人曾统计过，当年《大浪淘沙》的观众竟多达20多亿人次！特别是五六十岁的观众，许多人先后看了三四次。可以说,这部影片文革前后迥然殊途的命运地位成为一段中国电影在文革年代曲折历史的真实缩影。
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出品,当时集合了整个珠影厂力量的《大浪淘沙》是新中国电影在文革那个残酷特殊年代命运坎坷的代表。影片本身在拍摄时就遇到很多波折,伊琳导演前前后后拍摄了三年,辗转了多个外景地,而且胶片经常就拍光了而不得不停工后择时再拍。等到完全制作完成后,时间已经到了1966年,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十七年电影”的最后一年和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第一年。因此,在历史时空向度上这部影片就注定了它无法顺利公映的悲惨命运。在“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江青式文艺路线专政的极端意识形态控制下,《大浪淘沙》中尽管有以于洋饰演的靳恭绶“意识觉醒”后毅然投笔从戎的“绝对正确”英雄人物形象,但影片本身极力是对四个不同阶层知识青年(更有对中间分子的塑造)的刻画还是使它迅速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 文革开始后影片硬被说成是为陶铸(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导演伊琳也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进而遭到严厉批判。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得到了拨乱反正和应有的社会地位,该影片重见天日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和票房,显然是当时的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与影片中的“自我”角色身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和共鸣。《大浪淘沙》和同时期的《早春二月》都在知识分子角色身分的认定和主要塑造上成为文革前中国电影难得的“大胆”之作。而且,该片集合了当时珠影厂的全部力量,最终效果也呈现出了它的拍摄规模。影片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导演伊琳极力突出写实的特点,真实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极力还原了二十年代不同人生命运转折的社会现实，并借助这种背景细腻地刻划了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追求、奋斗和分化，最终因对革命理解和追求的不同从而走上各异的人生道路。大量的实景拍摄给当时和现在的观众以强烈的印象,以于洋为代表的演员也都是一时之选。文革期间《大浪淘沙》曾有过内部放映,周恩来总理对影片本身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已经为该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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