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第三阶段:日益增高的收视率带来的负面效应
高收视是把双刃剑
在《非诚勿扰》节目组,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收视率2.6是个幸福的拐点”——当收视率在2.6以内时候,感受到得是节目的关注和好评;而收视率超过2.6,则必然伴随着种种非议和质疑。实际上,随着过年的连续两次重播,《非诚勿扰》的收视率快速攀升,第十期节目收视率已经过2,在随后更是不断爬升,破3、破4……在收视率越飙越高的时候,各种争议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回应“找托说”:谎话说一千遍也就真真话了
最先出现的是层出不穷的“嘉宾扒皮贴”。随着节目的走红,参加《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迅速成为网络红人,网友对他们的背景资料、个人兴趣爱好进行全方位的搜索,通过“人肉搜索”,不少网友对嘉宾的职业、身份、婚姻状况产生质疑,出现了不少“嘉宾扒皮帖”,一时之间,《非诚勿扰》陷入“找托说”。
采访中王刚坚决否认了“找托说”,对于网友质疑刘云超是否真的是“富二代”,还对他就读的学校也表示质疑。王刚表示,“刘云超就读的是中北英皇学校,家境富足是绝对的富二代”;而网上对谢佳性取向的质疑,他则含蓄地表示,“其实谢佳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21岁才知道自己是个女生,而且她上节目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找个男朋友”……网友自发的这种“人肉搜索”从而得出的“找托论”,对王刚而言相当的无奈,他指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友们有时得到的哪怕是根本不正确的信息,也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和传播出去”,11号那笛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一个博客上写的虚假年龄和婚礼状况,而网上盛传的那笛和老公的合照,只不过是她跟节目组一个工作人员在后台的合影。“谎言说了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王刚如是说。
嘉宾资料审核:只能尽量保证真实,我们毕竟不是刑侦人员
“在报名和录制节目之前,节目组都会和嘉宾签订一份协议和保证书,要求嘉宾对自己所提供的资料负责”,但是,作为一档节目,当然不能做到像刑侦一样去真正查探嘉宾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完全属实。
负责甄选嘉宾的主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确实有部分嘉宾存在“作假”的嫌疑。“当时有一名男嘉宾报名,本来已经通过了,但是后来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交往的圈子有交集,居然发现他已婚,于是他就被PASS掉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名男嘉宾前来报名,表示自己身家不凡,有私家车和专属的司机,但报名结束之后,马上骑着自行车走了。“嘉宾的筛选我们只能说尽量严格把关,尽量不出现‘疏漏’。”
回应版权纠纷 节目早已录制
虽然“找托说”一直不绝于耳,但《非诚勿扰》的收视率却一再攀升,随即出现了与湖南卫视的“版权纠纷”——湖南卫视认为《非诚勿扰》侵犯了自己购进版权的英国节目《Take Me Out》版权,一时之间有消息称,湖南卫视向总局投诉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侵权”。再次问到版权问题,王刚表示很无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每年下半年一般卫视都会开改版会,各个制片人都会提不同的策划方案,当时江苏卫视也提交了几十份方案,最初《非诚勿扰》的定位是相亲交友真人秀,领导觉得这个节目有看点,于是就让我们对节目的规则设定进行细化,突出冲突,录制完样片之后,我们一口气录制了3期。”
据传闻,湖南卫视得知江苏卫视录制并即将播出《非诚勿扰》,于是选择在12月底提前播出同类节目《我们约会吧》,“后来台领导决定,我们的《非诚勿扰》1月15号播出,连续播三集,大约三周之后是过年,这六期节目在过年期间连续两次重播,对加深观众印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倘若我们真的是看见湖南卫视有同样的节目我们去模仿之作,当时就不可能有三期的存量节目。”
“拜金”等话题首次堂而皇之的被提出
版权之外,嘉宾直率和冲动的表达更是制造了不少社会热点话题。马诺因为一句“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成为拜金主义的典型,朱真芳一句“我的手握一下20万”的代表、部分男嘉宾的“要找年薪300万以上的女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长久以来,主流价值观里感情选择上,“钱”、“物质”是羞于被公开提及的;即便物质在80后、90后的择偶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更多时候也是作为被研讨、批评以及有限度接纳的对象,而在《非诚勿扰》中,年轻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公然地表示“没房没车谁要你”、“炫富”时候,节目并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批判的态度对待,于是,不少人觉得“好刺耳”、“太低俗”。
在王刚看来,“她们只是在台上某一刻说了这一种答案,但绝对不是80后、90后绝对的婚恋观。在我们的嘉宾里,也有很多女孩子觉得物质一点也不重要,但是她们的表达被忽视了,观众有选择性地记忆那些直接和赤裸裸的话。作为一个真人秀节目而言,《非诚勿扰》肯定是提供了大量丰富、多样、直接的样本,但观众记住了什么,以及是否引起他们反思,这是节目传播后的另外一层意义。在我看来,《非诚勿扰》中很多嘉宾的话,就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
第5页:王刚关于《非诚勿扰》的精彩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