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惩“校园性侵”等犯罪行为。
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性侵”等犯罪行为，《意见》第21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
社会生活中，一些人以金钱财物为诱饵或者交换条件，对幼女进行奸淫，《意见》指出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意见》第20条明确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
我国刑法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确立了特殊保护原则，实践中，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少女虽然比幼女的认知、判断能力有所增强，但其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物质条件方面对监护人、教师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存在一定的服从、依赖关系，容易在非自愿状态下受到性侵害。《意见》第21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四）加重处罚在教室等场所当众猥亵等行为。
我国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的，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奸淫幼女，在不具有刑法规定的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况下，以强奸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个别教师借职务之便，以辅导功课等名义，在教室内其他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利用讲台、课桌遮挡，对年幼学童进行猥亵，罪行令人发指。对于此种情形，是否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猥亵行为才能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考虑校园、教室的“涉众性”和“供多数人使用”的功能特征以及此类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意见》第23条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这些行为属于加重处罚情节，构成猥亵犯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构成强奸罪的，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处罚。
（五）对强奸、猥亵犯罪的七种情节从重处罚。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的，从重处罚，对于强奸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少女的，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也酌定从重处罚。《意见》第25条从犯罪主体、犯罪地点、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方面，对从重处罚情节做了具体规定，体现依法严惩的刑事政策。这七种从重处罚情节是：
1、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2、进入未成年人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3、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强制手段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犯罪的；4、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5、猥亵多名未成年人，或者多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6、造成未成年被害人轻伤、怀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7、有强奸、猥亵犯罪前科劣迹的。
（六）严惩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等犯罪。
针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少女卖淫等犯罪，《意见》第26条要求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只要被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的对象中包括未成年人的，都要从重处罚。强迫幼女卖淫的，则要按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对行为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无期徒刑，直至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引诱幼女卖淫的，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七）从严控制缓刑适用。
《意见》第28条第一款要求，对于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一般不适用缓刑。《意见》第28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判处刑罚同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活动，禁止其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确因本人就学、居住等原因，经执行机关批准的除外。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对此类犯罪总体上依法严惩的指导思想，也有助于加强对性侵害犯罪分子的特殊预防。
（八）强化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利的保护。
《意见》第5条明确要求，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信息的资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细节等内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予以保密。对外公开的诉讼文书，不得披露未成年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信息的其他资料，对性侵害的事实注意以适当的方式叙述。《意见》第13条还要求，办案人员到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亲属、未成年证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人身份、影响被害人名誉、隐私的方式。我们也希望新闻媒体在对性侵害案件进行报道时，注意切实保护好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隐私。
（九）切实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意见》第14条第一款特别强调，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意见》第14条第二款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对与性侵害犯罪有关的事实应当进行全面询问，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
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权利，《意见》强化了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进展的告知义务及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特别是《意见》第17条明确了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陪同或者代表未成年被害人参加法庭审理，陈述意见，法定代理人是性侵害犯罪被告人的除外。这就是说，法定代理人可以在被害人不愿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时，代表被害人出庭陈述意见，从而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意愿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达。
（十）为未成年被害人构建三重保护网络。
一是明确了被告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范围。《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中，康复治疗费用包括进行身体和精神诊治所支出的费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被害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被害人到医院进行精神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不同于精神抚慰金，该部分医疗费用有证据证实并向被告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二是明确了相关机构的赔偿责任。考虑到有些性侵害案件发生在校园或者幼儿辅导培训机构，为了保障被害人损失得到有效弥补，《意见》第32条规定，未成年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被性侵害而造成人身损害，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据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述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通过对上述单位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相关单位对未成年人履行好教育、管理职责，预防、减少性侵害行为的发生。
三是明确了对未成年被害人优先予以司法救助。《意见》第34条要求对未成年被害人因性侵害犯罪而造成人身损害，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会同有关部门，优先考虑予以司法救助，进一步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经济救助。我们也欢迎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未成年人福利慈善机构，积极参与相关救助保护工作，以实现与司法救助的有效衔接。
（十一）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权益。
鉴于部分性侵害犯罪的低龄化特点，《意见》第4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在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时，也要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意见》第2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预防和惩治性侵害犯罪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既是向性侵不法犯罪分子果断亮剑，也是为未成年人撑起一顶坚实的法律保护伞。在此，我们郑重发出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关心、热爱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机构和爱心人士，共同积极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帮助更多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免受犯罪的侵害，帮助那些受伤的花朵早日走出阴霾，重新拥有美好的生活！（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直播）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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