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人生存调查：游本昌80岁卖房创业

游本昌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次被公众大规模记起，竟然是因为一篇子虚乌有的“晚景凄凉”文章。这位最成功的“济公”扮演者，在84岁这年，似乎隐隐有点“翻红”的意味。

80年代到90年代，游本昌出演的 “济公”系列电视剧，早已成为传世经典，但对于90后、00后而言，确乎遥远了些，连游本昌自己都在微博上发出疑惑，“娃娃们你们怎么会认识我？那时你们都还很小啊！”

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遇。仔细打量这位老人，会发现他传奇的身上，既浓缩有风烛残年老戏骨的困境和出路，又有被当下名利圈湮没的一代老艺人的真实境况，既有大时代中个体遭受的历史禁锢，又有体制内饱经的人为压制以及柳暗花明后的人生转圜……这一切看似已成历史，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也许这面镜子还是反观当下娱乐圈乃至整个文艺界的照妖镜。

84岁依然醒了就工作：不想养老那是等死

下午2点，游本昌准时出现在朝外文体中心的排练房里，一直到晚上8点，他和“游本昌艺术团”里的24个团员一起，待在这里为话剧《弘一法师——最后之胜利》做排练。这已经是他做的第九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话剧，剧中他依旧挑大梁饰演晚年李叔同，戏份和台词都极为吃重，徒弟们平均年龄不过30岁，而他今年已经84岁。但游本昌和团里的年轻演员一样，不缺席任何一场排练，以及排练后的总结会。

其实在人们的想象中，世界给予一个本该早已丧失劳动能力的84岁老人的行为空间不会太多了，书法、太极、收藏、疾病、广场舞、抚今追昔、安享晚年、天伦之乐。游本昌似乎打破了这一切“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活动范畴，他要“老有所为”，作为一个演员，他还在工作，甚至还在探索人生的某种可能性，因为他还在思考“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价值，他到底要成什么样的人。”

游本昌反感社会对年迈之人就该去养老的判断，“那种状态我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等死。这不是等死吗？而且这个状态未必是好的，因为它始终有一个对死亡的恐惧。”

即便老当益壮，有着烈士暮年的雄阔壮心，他还是时常被纳入老艺人晚景凄惨的煽情传闻中，成为人们感怀唏嘘的对象。就在今年4月份，“济公”游本昌“住进养老院现状悲凉”的新闻还甚嚣尘上，最后不得已他只能亲自录制视频出来辟谣。在接受网易娱乐记者采访时，游本昌讲述了那场养老院风波，其实只是陪伴老两口多年的保姆因为离乡八载，春节回家探亲，自己和老伴儿才不得已住了一次养老院而已，且事情早已是几年前的旧闻，“进养老院好啊，一切都有人照顾啊，而且我们也是亲自体验一下养老院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游本昌来说，现在的生活就是工作，二者已经没有什么界限。睡眠时间也不固定，就在采访前一天，他躺下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反正是一昼夜至少得四个小时，有的时候五个小时，有的时候六个小时，有的时候七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八个小时，一宿的睡眠，但是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就够了，只要是醒了就够了，只要醒了就可以起来工作。”

但起床后，游本昌有个在戏剧学院读书时就保持下来的“晨练”习惯，“这个都是作为演员的梳头洗脸一样，每天不能间断，因为这是基本功。我从头到脚一套，就是做活动，每一个关节，抻筋，自己按摩呀，揉呀，抻呀，这样的一种运动，从头到脚每个部分几乎要让每一个关节都要处在一种柔韧可驾驭的状态之下。”这种对身体的高度自律和警惕，证明了游本昌并不是盲目地追求“老有所为”，“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工具、材料呀，就是我们的车船，你对你的车船不需要保养吗，保养、维护和使用方面要小心。”“老爷车自己开，心里要有数，但是这个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样，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拼搏精神和注意健康的辨证关系，有的时候需要卯卯劲，有的时候就是说一张一驰文武之道，张而不驰是不行的，弛而不张也不行。”

这样看起来，似乎衰老对游本昌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他强调“要忘了自己的年龄，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但怎么会没想过？年轻时也想过，但就是“想尽量延长我的艺术生命，我没有想过什么老了退休休息，我没有这种想法。”也正如游本昌说的，“老”对他只意味着一个可能，就是“死亡”。

采访中问他，毕竟客观上已经年逾80岁，在跟年轻人保持同等的精力和体力去工作时不会感到累吗？他眯起眼睛率真地反问，“累难道不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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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卖房办剧团：想主导自己的艺术，钱是手段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迅速扩张，大投资、大制作、大阵容几乎成为保障影片票房和收视的标配，鲜肉偶像和人气明星更是商业资本争抢的人肉资源，市场为游本昌这一代老戏骨、老艺术家提供的角色空间和类型日渐被挤压，只能以偶或客串的身份在公众视线中露脸，存在感几近于无，看起来，还能有戏演就已经不错了。近些年，虽然游本昌零星参演过几部电影，但对他来说，筛选剧本也依旧严格，因为他不想重复，他觉得自己“还有潜力”，更重要的是，“影视是导演的艺术，舞台才是演员的艺术，我只要在台上，有词没词我只要是在我的角色里头，关键能看见，观众会有评价。而影视是导演，导演要观众看谁就得看谁。”

为了能够主导自己的艺术作品，突破现实藩篱，2013年，80岁的游本昌决定自己做话剧，成立“游本昌艺术团”，相当于耄耋之年重新“创业”，代价是他卖掉了房子。对于这个在常人看来颇为冒险的举动，游本昌显得十分坦然，“钱是干嘛用的，钱是手段呀”“美国导演科波拉他不是第一部电影挣的钱全部投入第二部，那有什么，这很正常很能理解的呀，钱是手段不是目的，人要站在钱上考虑问题，而不是趴在钱底下考虑问题，那叫财奴，你站在钱上你是财主，这钱为我所用，服从我的人生目的，服从我的追求。”

卖房筹钱组建了自己的剧团后，游本昌又开始操持剧团的日常运营，他要为24个团员负责，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打工者，都是北漂，也是想一步一步奋斗，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有一年“游本昌艺术团”去台湾演出，台湾当地的费用是由对方承担，但回程的差旅包括演员的劳务、器材设备的运输都要剧团自己负责，游本昌才不得已接了一个广告，“用‘济公’的形象我从来没有乱接过广告，但是这个广告我要做，为什么？它正好把我们这个费用解决了。”在游本昌看来，千金散尽也是“来自济公还于济公，来自济公用于济公，哪里来哪里去，十方来十方去。”到如今，剧团步入第四个年头，每年的话剧演出收入已经能够和支出持平。

除了养活剧团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游本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以文艺化导人心，我要集合一批有共同理想，有共同语言的专业人士，大家到一起干一点像样的作品，弘扬真善美，这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担当。”“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从一解放，在高中语文课就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了文工团经常也学，到了工作单位，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学。因为这个是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不说融入血液的吧，也是渗透到心里去了。”

所以，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至深的游本昌，“很不能理解（演员）怎么有钱了就去干别的了？”游本昌的选择当初得到了老伴儿和女儿的一致支持，而且他根本也不觉得“力不从心”，“我不能干我力不从心的事情”，他将其形容为“一种幸福”。

但无论如何，80岁再卖房“创业”，这样的“险招”都有些不可思议，“我还看那些人不可思议呢，怎么干着干着，作为一个演员不当艺术家去开饭馆了！”游本昌一改温和平静的语调，显露出顽童式的倔劲儿，回味起来，像是在跟整个时代“负隅顽抗”，“赚了钱又干嘛呢，买大房子，是不是，还不行呢，吸毒，吃喝玩乐，这就是人生目的不一样，那有什么办法？”

就在今年5月初，游本昌奔赴自己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了1956届表演系毕业生6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在校的时候叫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在那四年里头，刚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转变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的时候我们一年级，一直到我们四年级毕业了，毕业之后是上海戏剧学院，我们的毕业证书上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我是从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分配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游本昌告诉网易娱乐记者。

当年的上海戏剧学院1956届毕业生，入学时共45个，因为不少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转行了，只有26个毕业。半个多世纪再聚首，曾经风华正茂的同窗，白首相见时，仅剩8个人，“有的是走了（去世），有的来不了了，坐轮椅了，或者各种原因”，游本昌谈及这次晤面，声音哽咽眼含泪光。

他还透露8个老同学中，只有一位和他一样还活跃在舞台上，“就是上海的著名话剧演员娄际成，是我同班的，他最近刚得了白玉兰特殊贡献奖。那么最近还演了一个戏，但是也劳累过度可能来不了了。”人们对于“娄际成”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老先生有个扬名国际的儿子，那就是导演娄烨。

“学校为每个人准备了一枝玫瑰花”，游本昌说，“但我准备了三束”，“一束是献给李叔同弘一大师，因为他是话剧院的创始人，又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头立了一尊全身像，我向他致敬；还有就是我们的老院长熊佛西，他也是早期的中国戏剧家，他留美回来提倡是农民戏剧，有个半身塑像给他献花；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务长，就是我们班的艺术指导老师，学校里有他的一个半身像。总共这么三束花。”

1956年正值建国初期，这一年，是随后风起云涌的诸多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时代和政治此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波荡变幻，这一届的学子也许是当时的大环境下，最后一批接受完整教学体系的毕业生，所以，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演艺界培育出的最高水准，“我们学校里也非常重视，因为学校认为我们这届学的东西是最扎实的，而且活跃时间很长”，游本昌说。

“当时我们学校就是说不要当明星，明星是一时的，当艺术家”，游本昌强调，这是与现今表演学校出来的争做明星的学生最大的不同，“再一个我们学的表演体系方法是正确的，是很正规的，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当时是由苏联专家一位女专家叶芙根尼雅•康斯坦汀诺芙娜•列勃科芙斯卡娅教授的”，游本昌至今能脱口而出这个拗口且长的苏联名字，“我为什么能记得住呢，因为每次给我们上课我们都要站起来起立向她致敬。”

虽然是苏联专家直接授课，但是配有翻译的，“这次（聚会）也见到了我们的那位翻译，翻译也非常老了，当时非常年轻，但确实他翻译得非常好，就是完全传达了老师的精神，所以我们尤其是我是在他手底开窍了明白了，所以在毕业剧目里头我是真是在表演上拿了一个五分，满分。”

相比自己出身的教育背景和接受的艺术理念，游本昌对如今的网红时代、鲜肉当道、造星机制和演员的出位手段都不感到惊奇，安迪•沃霍尔曾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在游本昌看来，“艺术史、戏剧史上是不排斥这种现象的，所谓新潮派、潮流派，但是从整个历史上来看是不长，是长不了的。为什么学校让我们不当明星要当艺术家呢？就是要有自己全方位的修养，因为当你失去了容貌的时候，失去了美貌青春的时候，那么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你的修养和你的气质，和你的文化等等，气质就代表你的修养、性格、思想、知识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有的就成为艺术家了，有的就就走上岔路了。拿我们来讲，我们刚一入学，首先学的是演员的道德。”

其实在整个采访中，提到现在娱乐圈的诸多现象，看过世间“风景”无数的游本昌总是会先表达“理解”的态度，继而说的最多的就是，“只要学电影史、艺术史、文艺史就知道了，这是一时的，肯定是一时的。”

前半生都在跑龙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84岁的游本昌，记忆力是惊人的，他能清楚地记得“济公”是他人生的第80个角色，而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担当男主角，那个时候是1985年，他已经52岁了。“从1945年开始，77个龙套，都不是主角。有2个主角，还不是原来是我演的，是戏剧学院的毕业剧目请我去演的，这样2个也不是本单位的，我在本单位就演过一个《一仆二主》，这是孙维世导演（新中国戏剧奠基人，周恩来养女）在世的时候，培养我们青年演员，让我演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戏让我一演，我就演这么一个唯一的一个，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演这么一个主角，在1980年获奖了。”

在工农兵的年代，流行的是杨在葆式的高大全长相，影视角色上也多是一身正气的硬派形象，时代审美如此，游本昌只能在天然上受限于此，“我在长时间内不符合主流审美。”但他对半生的龙套生涯，却甘之如饴，“我不能演的角色，我不会去想它的，我不可能想我要演一个小生，我没有这样的想法，问题是我演好配角，我觉得在配角放光，要比你演主角一般要好得多。”

这种先天制约造成的事业上的低谷，如果放在当下，不少人会选择整容去贴合主流审美趋向，但游本昌甚至提醒剧团里的演员，“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你只要五官正常，相貌正常，是一个正常人，是一个健康人就可以了，如果你破坏了这个自然状态的话，一定会有不良后果，有人可能取得暂时的假象，给你满足某种你的虚荣感。”

几十年的边缘游走，游本昌之所以没有放弃做演员的决心，是因为“有自信，另外要有对专业的热爱，我就一条，就是对专业的特别的热爱，不动摇的不泄气一种热爱，是强烈的热情干着我最喜欢的职业。”而且他始终坚信，“并不是说你演主角你就放主要的光，配角就放次要的光，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的祖师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说，没有小角色，有小演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角色大角色它都是一个角色呀，但是小演员大演员其实是他们的修养、气质，是他的活法、能力等等，不只是能力，主要是小写的人、大写的人。”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个积累，没有那个工作的举轻若重，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举重若轻。”

谈及这些往事，游本昌总是面带笑意泰然自若，但也许没人知晓他彼时境遇下的落魄况味。相比现在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明星片酬、主配角之争，甚至为海报排名都能引发纷争的演艺圈，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等待，或许早已成为笑谈。但游本昌毕竟还是受到了机会的垂青，他塑造的那个总是醉意朦胧、大智若愚的“济公”已是时代经典，他也成为“济公”的化身，彪炳影史。“我觉得我演的这个济公居然能够站住三十年，这个是对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价值感。”

游本昌回忆，“我在1987年到新加坡去演出，那新加坡财团一个头那是多少亿的资产，但是记者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并不羡慕他，我说因为刚才我跟他在他的大楼底下经过的新加坡人，一见到我都喜欢就跟我握手要我签名跟我合影，他就晾在边上，那我的这个价值他多少亿的财产他能换来吗？我有我的价值，他有他的价值。”“济公”不仅改变了游本昌的命运，还对他自身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角色教化了我，改变了我的性格，改变了我的艺术观，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他渐渐开始明白“济公”二字的分量，在五十多岁人生观、价值观体系早已成型的时候，竟然被一个角色全部回炉重铸，他甚至总结出几句字诀，“济公济公济世为公，济世为公其乐融融，以我为重烦恼重重，真心济公自在其中。”

“我到西藏，哎呀简直受欢迎程度真是不得了。我到商店里去，营业员就希望我给他摸顶，但是我就摸，因为我不是为了冒充活佛，我是满足他的愿望，我让他产生欢喜心，为了他快乐我可以摸他的顶。要求跟我合影让我签名，我从来不单独签个名，我觉得每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只是代号而已，但是他既然看重我的签名了，那我一定要给他两个字：奋进、奋学、向上、吉祥如意、事在人为、奋进不懈。总能给人一个鼓励吧，因为对我也只是一个举手之劳，对他可能是鼓舞一辈子，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远远胜过一个商品的价值。这问题是一个人的美丑观，这也是个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不是说我演一个戏能挣多少万多少万，一个房子是价值，但是是永恒的价值吗？”游本昌称，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开窍。

文革被下放之后遭压制：我从未忘记我是个演员

在半生龙套生涯里，有主观因素的制约，当然也有客观条件的钳制。历史洪流将个人裹挟其中不得动弹，让游本昌尤为动容的，是十年文革对自己造成的浪费。

文革期间，原本在中央实验话剧团的他，曾辗转被下放到北京铁合金厂、印刷一厂、鞍钢九号平炉，炼过钢、炼过铁、当过炉钳工，还每年在麦收季节，下放到平谷、怀柔、密云、丰台劳作，盖过房子、当过小工、种过田、种过水稻、拔过萝卜、拔过花生、收过棒子、收过麦子，“但就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忘记过我是演员，有时候在劳动之余，在地头上，晚上农民集会了站在炕头，人家喊老游给演个节目吧，那我就演。”游本昌说。

动荡禁锢的时代就这样碾过一个演员最为宝贵的青壮年时期，“从二十多三十多，一直到四十多”，他的艺术生命几乎要夭折，游本昌感慨，“大的形势让你不得已，这个是所谓的共业，大的潮流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头脑，有些事情能干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一方面你可以服从它，但是你服从的同时你得有脑子，这就行了。”

对于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遭受的劫难，游本昌已不愿多提，他不控诉时代，也不怀疑国家，“这个是大的形势如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总要积极面对，就是我算体验生活了。”他将这种身不由己的“荒废”指向了自己，他只对自己“不满意”。也许正是前半生的一再耽搁延宕，才促使如今的他尽力向后半生索取得更多一些更久一些，将前半生的艺术追求全部移植到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毕竟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很多年，之所以我还能够干到八十多岁，就是因为我没有忘了我是一个演员，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仍然在积累，仍然在学习着，这也是命运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个命运的问题。”

文革结束之后，回到中央实验话剧团的游本昌，在遇到“济公”之前的命运也还是没有出现转机，甚至长年遭到压制和弃用。

当时的游本昌“喜欢搞新的、喜欢创新”，而原本倾向提拔新演员且和游本昌同有求新精神的孙维世导演，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当时是分配任务，领导要喜欢哪个，或者导演喜欢哪个，他就让他演。我虽然适合，那我没这个机会，是被动的，各种原因吧，没有什么理想的角色分配给我，老是让我跑龙套，甚至该分配给我的角色我也演不上。”游本昌颇为无奈地表示，自己当时确实并不被领导看好，更是一度“要把我调走。”

游本昌曾经自我评价“情商很低，有点旧知识分子的清高，万事不求人。”在接受网易娱乐记者的采访时，他说，“这是毛病，就是人脉方面吃很大的亏。”

如今这一切也都随历史而来，随历史而去，“为什么陈老总的诗《青松》我特别喜欢呢，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您总能这么乐观。”采访最后我由衷地向他表达了这种感佩。

“已经没什么理由不乐观了。”他眯起眼睛悠然一笑，济公相就回来了。就连接下来要带着剧团国内国外往来巡演，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早已怡然自得，“我姓游，游走人生，游走人间，哈哈哈…”

的确，游本昌的样貌已不单是一个“游本昌”能概括的了，他有一个时代积攒的醇厚风骨，也有一代老艺人的磊落光华，更有欢喜佛济公的慷慨任侠，他总有本领像“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那样，于复杂俗世中为自己寻个笑看红尘的台阶，或许也是因歌里唱的那样，“无烦无恼无忧愁，世态炎凉皆看破。”

本文系网易娱乐原创栏目《深水娱》出品，双周一期，隔周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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