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9月21日报道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9月20日晚去世，享年79岁。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微博消息，杨伟光系当晚在协和医院去世。
人民日报官微称，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
1985年，杨伟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担任副台长，主管新闻；1991年，杨伟光被任命为央视台长。这之后，他带领央视走上了电视改革的破冰之旅，直至1999年卸任台长职务。
这一段破冰之旅，足以让他在中国的电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初出茅庐
在央视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一位年轻人曾经的成长经历。回头来看，杨伟光一步步努力，对新闻的理念更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一点点累积而来。
1935年出生的杨伟光是广东梅州客家人。
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广东省梅州市，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洪秀全、黄遵宪、丘逢甲、张弼士、李光耀、叶剑英、曾宪梓、田家炳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生活。
杨伟光是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靠政府助学金读到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在全国只招收28名学生，杨伟光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杨伟光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此投身新闻行业。
“那时候我是穷学生，没有收音机，对广播一点都不了解，我就把所有关于广播的书、刊都拿来自学。”杨伟光后来回忆说。
在央广的24年里，杨伟光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身业务骨干，由一名普通编辑、记者成长为部主任、副台长。
1982年，杨伟光出任央广副台长，提出“全台共同办好新闻部”。
当时，央广主要是转发报社、通讯社的新闻，独家新闻、重大新闻很少。杨伟光和他的同事们在此后的几年中，“炒”了新闻界一系列重大新闻，其中包括《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坚持改革集体致富》。
当年，央广为这组大邱庄的连续报道还吃过“状子”。
那是1984年夏天。在几篇关于大邱庄的消息稿发出后，杨伟光意犹未尽，于是和台长杨兆麟一行8人直奔大邱庄做实地调查，写了5篇报道，掀起大邱庄宣传的小高潮。
杨伟光与记者康平合写的通讯《农村改革的带头人——禹作敏》播出后，天津市有关单位写信到中宣部，举报杨伟光等8人在大邱庄大吃大喝、报道失实。
“其实我连喝酒都不会喝。”杨伟光说。结果央广不诉而胜。
一纸调令
1985年7月，正当杨伟光专心致力广播新闻改革时，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要其调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电视新闻。
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接到这份调令。
那一年，央视把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当时的直播能力却没有跟上，这一创新初衷遭到了观众的批评。
据说央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批评信，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原广播电视部的领导把这届春晚的失败归因为把关不严，决定从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
之所以选中杨伟光，有报道称，是因为他的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引起了原广电部部长吴冷西的称赞。
这篇文章是杨伟光研究广播、电视后写的，文章的主题是：只要注意发挥广播的特点，广播的优势地位仍可保持。文章发在内部刊物《编播业务》上。
接到命令的杨伟光意外之余，心情也有些复杂。
当年，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处在辉煌期的央广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传播界第一大媒介。他作为副台长，管了大半个摊子，包括新闻部、记者部、工业部、农业部、军事部、民族部、研究室和广告部等许多部门。
在堵了时任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
“来CCTV的头两个月，我一句话没说。”杨伟光埋头调查两个月。
当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播出的新闻平均每天才28条，《新闻联播》半个小时播出的新闻在15条左右，信息量小，新闻价值不高，且“新闻不新”，时效性总是落在广播和报纸的后边。
为了改变当时电视新闻时效慢、报道面窄、信息量少的局面，杨伟光提出抓三个字：快、短、多。
快就是北京晚六时前的重要活动，力争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就播出；各地白天重要活动力争当天播出。
短就是以短为主，搞简讯，几十秒一条新闻，一句话一条新闻。
多就是汇天下之精华，增加信息量。
此外，他还提出要改变新闻结构，减少会议、外事和生产新闻，增加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新闻，提高可视性。
“杨伟光把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路子搬到CCTV去了！”央视的编辑记者们纷纷议论。
杨伟光还展开了与老东家央广之间的比拼。
1987年，广东全运会尚未开幕，杨伟光和同事得知央广把演播室搬到广东去的消息。他们赶紧商量应对之策，最终决定以打字幕新闻的方式保持信息发布的领先。
全运会比赛的结果，一般两三分钟即可传到北京CCTV播出机房，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效大大超过了央广。
央广老播音员张之只好无奈地吐槽说，“你们这字幕新闻没辙了！”
新的尝试
在解决了新闻的时效性和信息量的问题后，杨伟光将注意力集中到转变电视新闻传播观念上。
杨伟光和同事们接下来在新闻节目中做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在《新闻联播》里打破常规，把国际新闻作为头条播出：《美国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了《新闻联播》的头条，播了6分钟。
第一次播放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破产法”实况，用电视纪实的方式报道人大常委会议，打破了神秘感，反映我国民主生活的进展。
第一次实况录播中外记者招待会，第一次运用滚动字幕播出……
198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宣部召开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报道工作。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在会上点了中央电视台的名，问今年报道记者招待会有什么新路数。
杨伟光意识到，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提的问题，最能反映“国内思想动态和海外舆论对我时局、政策方面的种种曲解和疑虑”，而领导人的答记者问，最能消除“曲解和疑虑”。
“如果把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的录像播出去，直接同观众见面，是一种最好的报道方式。”杨伟光说。
出乎他的意料，录像播出的方案连过几关，得到同意。
为了稳妥起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和他还组织了一个顾问组，请老同志当顾问，帮助在政策上把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了数次记者招待会，报道了记者向国家高级官员提问的种种情况，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在上世纪80年代，每一点小小的改进，都可能意味着观念上极大的变革。1987年的那次电视转播，对于中国电视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闻立台
在央广和央视任职副台长期间的经验，为杨伟光真正掌舵央视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1991年12月18日下午，杨伟光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不管做什么，马上到台长办公室来。”
他急忙赶到台长办公室，只见艾知生笑吟吟地拿出一个文件，向杨伟光宣布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
担任央视台长后，杨伟光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口号。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新闻立台”。
“为什么要提出新闻立台呢？以前电视台被当成娱乐工具，主要就是放电影，转播舞台剧、话剧，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没有时效性。我到电视台以后有了新闻改革的思路，但是(20世纪)80年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不适宜搞批评。到90年代，中央领导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试着做，新闻单位应该敢于碰这些问题。”杨伟光后来回忆。
1993年，《东方时空》应运而生。
由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牵头，7个颇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组成了新闻改革策划班子，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策划方案。
这是一份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闻栏目方案，栏目时间有60分钟，前20分钟是新闻，后40分钟分成四个板块，即《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焦点时刻》，栏目的名称拟叫“新太阳”，还有几个备选名称。
杨伟光看到这份策划案非常高兴，同大家对每个栏目的内容、定位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议到名称时他说：“栏目的名称不能叫‘新太阳’，容易引起歧义，去想几个新题目来，再从中选择。”
过了几天，这些年轻人又拿出20多个新名称供他参考。当杨伟光看见“东方时空”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前一亮。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正好符合这个名称的‘东方’；‘时’就是时间,有一种历史感；‘空’则是无限的空间，有气势。”杨伟光回忆。
他毫不犹豫地在“东方时空”上画了个圈，于是《东方时空》就这样诞生了。
《东方时空》一经推出，立即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以此为发端，《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相继问世。
杨伟光承认，这样的尝试开始时非常小心。
“1993年开办《东方时空》，里面的《焦点时刻》就是讲批评。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就要放在垃圾时间，批评内容很难把握，我不希望很多人看，但是要做。”
那时，杨伟光每天早晨起来要先看《东方时空》，看完以后去上班。
“结果没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大家7点也都看了，因为它的内容摆在那儿。一年以后把抓热点的节目从早上7点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就是《焦点访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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