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艺谋:超生系被假证所害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

网易娱乐2月28日报道 近日，作家周晓枫在新书《宿命－孤独张艺谋》中披露了张伟平的“罪状”，揭露了二张交恶的"始末"，在书中大量揭露了张伟平的种种。据书中披露，张伟平除了一手策划了张艺谋超生的事件，并声称张艺谋被张伟平所办的假证所害导致了最后超生被查被罚。而在书中也首次澄清了张艺谋的农民身份，并向大众透露了张艺谋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的信息

传闻身家过亿 实则年收入只有2760元

一些媒体指责张艺谋“装穷”。最大的质疑，是因超生被罚748万时，调查结果是2000年张艺谋年收入2760元。所以作者认为很多人觉得张艺谋狡诈，或欺骗政府，或用什么办法瞒天过海，躲过监察系统——就差画个贪婪老农，把一罐罐金子深埋地里。还有可能，是张艺谋利用特权与某些部门勾结，互相包庇。

张艺谋在视频上公开表示，因超生查处的三年，年收入最高为250万元，最低为2760元，这是导演的特殊职业所定。如果某年没有拍摄，在做剧本筹备，就可以颗粒无收。陈婷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无收入。然而，作者在书中称很多人认为张艺谋的收入是笔糊涂账，查清是不可能的。外界并不知情，无锡计生委派出数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奔赴各地，西安电影制片厂多年前发放的6万奖金都追查清楚，可谓尽职尽责，就差翻兜找钢镚了。

误读张艺谋“农民身份” 爷爷乃是临潼大户

作者在书中说道：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浦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

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超生被罚 其实是被办假出生证的受害者

自超生曝光到重罚之前，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有些网友出语之激烈，几乎像在审判恶贯满盈的国家公敌。大众狂怒，质问张艺谋凭什么能享受特权，为什么能轻轻松松，为孩子上了户口？张艺谋的孩子“黑户”多年，直到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了更人性地处理问题，无锡政府并未要求户口必须与社会抚养费挂钩，只要有出生证就可补上户口。无锡并非特例，有些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办理的。

交748万社会抚养金之前，有些网友嫌过程太慢，质问政府为何效率如此之低。2013年12月30日，突然遭到张伟平快递过来的材料，新画面举报张艺谋向媒体公布的收入与实情不符，存在着500万的出入！张伟平提供的收入证明材料，说张艺谋“2000年、2003年没有个人收入，2005年收入8408650元人民币。”因为超生孩子越多，所需交缴社会抚养越按几何倍数增长，如果按照新画面公司的证明，乘法之下，张艺谋所要交纳的远远不止748万；特别奇怪的一点是新画面公司说，这8408650元人民币中有500万是现金。

这个，要怪得怪张艺谋，因为张伟平出具的证据，是由张艺谋签字500万的钱款收条。张艺谋签过各种条子，出于盲目的信任或怕麻烦，他不经仔细地阅读，拿起笔来就签；甚至是一些他至今都想不起具体内容和数额的白条，他根本没意识到未来隐患。

原文如下：

你想象中的张艺谋是什么样子的？身家过亿的国师级导演、沉默寡言的西北汉子、超生的社会公害、攀附权贵的背信弃义者……今天，还原一个真实的张艺谋给你。

一、想象：身家过亿的国师级导演——现实： 2000年年收入只有2760元

大众对张艺谋的想象里，他拥有穷奢极欲的生活。每个人都从面包屑般的材料里，想象国王的晚宴，想象水晶灯的枝簇，想象浮华香艳的礼服和几乎是神话中的食物、财富和飨宴。一团经过搅拌的谬误，有时很像真理。我亲眼见过一些大众广泛认知的“真相”，在它发酵、膨起、肿胀的体积里，密布漏洞般的气孔弢许，这正是它轻软、虚妄、被反复咀嚼而产生甜趣的地方。

一些媒体指责张艺谋“装穷”。最大的质疑，是因超生被罚748万时，调查结果是2000年张艺谋年收入2760元。怎么可能呢？鬼都不信。所以自然得出结论：张艺谋狡诈，或欺骗政府，或用什么办法瞒天过海，躲过监察系统——就差画个贪婪老农，把一罐罐金子深埋地里。还有可能，是张艺谋利用特权与某些部门勾结，互相包庇。

张艺谋在视频上公开表示，因超生查处的三年，年收入最高为250万元，最低为2760元，这是导演的特殊职业所定。如果某年没有拍摄，在做剧本筹备，就可以颗粒无收。陈婷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无收入，人们相信。然而，很多人认为张艺谋的收入是笔糊涂账，查清是不可能的。外界并不知情，无锡计生委派出数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奔赴各地，西安电影制片厂多年前发放的6万奖金都追查清楚，可谓尽职尽责，就差翻兜找钢镚了。

家庭年收入2760元，匪夷所思！此前，我知道张艺谋的经济状况远非外界传言的那样奢靡，但竟到这种程度，也出乎我的意料。直到2014年1月7日晚上和张艺谋聊天，在追问之下我才明白怎么回事。真的东西，反而有着严重的失真感。这个世界，减肥的胃和挨饿的胃，看起来一模一样，难怪别人难以分辨。无人信任的2760元，辛酸啊——可惜，这就是他当年的真实收入。

网络里遍布的智商精英们，鼻孔里喷出冷气：“傻子才信。”可张艺谋明知自己处于全民监视之下，处境被动，就差人人喊打了，请问哪个傻子会傻到这种程度，编造这么一个明显露出破绽的数字呢？不是专等人家挑刺吗？既然是编，为什么不编个仿真的，不编个可以鱼目混珠的数字呢？

何况，那个阶段开始打老虎、拍苍蝇，八条规定和种种具体限制措施出台，对国家行政职能部门的公务员审查空前严格，每天网上都在发布查处和罢免官员。平常谨慎或不谨慎的公务员草木皆兵，连朋友或同学聚餐都能躲就躲——万一自己或车牌被拍下照片，微博上一放，明天就等着吧，不仅仕途大门要关上，还把你放到门缝里掩个半死。风声鹤唳的时候，哪个职能部门的领导，甘冒风险，不惜落个包庇或渎职的罪名，只为保障一个谈不上情分的张艺谋？

张艺谋在视频上表达过，但很少有人注意那句格外清楚的话，包括我也没发觉，因为他一笔带过的语气。事实是，从《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从来没有拿到及时的片酬。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三枪》上马，才一起补齐这几部的片酬。

所以被调查那几年，张艺谋没有获得任何电影的片酬，他的收入来自其他方面。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上缴社会抚养费的金额，是根据孩子出生前一年的家庭总收入作为基数来计算的。生张壹男的前一年是2000年，张艺谋的家庭年收入2760元，来自广西电影厂的基本工资。厂子效益不好，不光张艺谋是每月230元，许多人员待遇均如此。生张壹丁的前一年，披露的一百多万来自广告收益。生张壹娇的前一年，公布财产的250万，来自《图兰朵》《印象刘三姐》和广告收益。

我还可以公布张艺谋的其他收入。做奥运会总导演，他的收入是每月两万多。需要说明的是，刚刚进入奥运会筹备期的最初几年，张艺谋是义工，分文未取，无偿劳动。2006年下半年，正式成立了奥组委运营中心，给工作人员发放了工资卡。张艺谋让庞丽薇去办理退卡或捐献手续，他愿意义务为国家做事，不要工资。领导知道后阻止了：“你不要，让副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怎么办？你等于是在为难别人。”张艺谋这才作罢。做奥运会总导演的收入，合计约为50万元。

对了，张艺谋还有印象系列。2005年基金资本注入之前，张艺谋还有票房分账；之后，基金公司为求项目上市，开始给张艺谋发放工资，每月两万五千块钱，不再有票房分账。操作印象系列的公司如果上市，张艺谋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股份——当没有签约乐视的时候，张艺谋说，这笔钱就是他的养老钱。但印象公司至今并未上市，所以这笔钱算是望梅止渴。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靠零敲碎打来挣钱，包括被人诟病的铁道部广告，也曾是他重要的一笔经济来源。尽管他被蓄意谣传为勾结铁道部，但他从未与铁道部签署过合同，是某影视公司与铁道部签约后，找到张艺谋单独签约的。

《英雄》上映之后，张艺谋曾经找到张伟平，说自己这个级别的导演，做电影的收入报税如果数字可疑、甚至为零，是难以解释的，并且牵扯出来的问题很多，不仅涉及张艺谋，恐怕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都难脱干系。在这种情况下，由张伟平公司替张艺谋上了税，而片酬，张伟平当时并未支付给张艺谋。

这算因祸得福吧，幸亏张伟平当年没给钱，否则，按几何级别膨胀的罚金会让张艺谋境况更惨。有些铁面无私的网友判官建议即使张艺谋当年没有收到钱，也应该把后来收到的片酬算到前面，这样罚得才倾家荡产、才狠、才解气。我倒觉得有失公正，好比我2013年出了本散文集，虽然那本书集中了好几年的劳动量，但若算实际收入，当然是按版税实际打入的时间计算我的个人收益。

“张艺谋和陈婷对三个年度的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做出了书面承诺。”这是公诸媒体的书面表达。事实上，张艺谋打印了银行的详细账目，一并出示给计生委——张艺谋自己要求向社会全面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以便完成有效监督。这套相关材料，被计生委带走备案。新华社前来采访的时候，也曾对这套材料拍照和录像，但没有带走复印件。

我不理解此举，问张艺谋：“你又不是被双规了，不是因经济犯罪而被调查，财务状况属于个人隐私，你何必要公之于众？”张艺谋说：“我没有隐瞒，查得越清楚越好，否则百口莫辩。”可惜，并未如愿，张艺谋收入的详细流水没有向外公布，大概有关部门也是出于对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吧。

二、想象：农民出身——现实：临潼大户

关于张艺谋的“吝啬”，著名例证是拍《英雄》那场张曼玉和章子怡的打戏，需要大量树叶。张艺谋嘱咐制片主任，必须细化树叶的品质，吹到脸上和身上的树叶是不同的——吹到脸上的含沙要少，以免对演员造成干扰和伤害；吹到身上的含沙可以多些，因等级相对低下，价格应该便宜。

之所以如此，因为张艺谋对投资人负责任。他不是那种强调个人艺术风格而枉顾他人利益的创作者，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探索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上的困扰，那样他会心有不安。他觉得让那些信任自己的投资商有所回报，天经地义，至少别让人家赔钱。所以，他会仔细，尽量不造成浪费，他不喜欢随意挥霍。张艺谋会要求制片主任不乱花、不胡花，不当冤大头。

不过，张艺谋不是会计型人才，他对于财富数字的运算能力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敏感，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混沌的阿拉伯符号而已。我戏言，有种人是“硬币型吝啬鬼”，他可能心疼几百块钱，但对几百万无动于衷——因为前者和他曾经体验的困窘有关，后者因纸上谈兵而形同虚设。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1968年到1971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1948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

三、想象：沉默寡言的西北汉子——现实：话唠到把人聊睡着

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他好像天生就没有那个功能，至多只是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过后，眼睛里有点小血丝。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事实上，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开始秘密等待那个神奇的瞬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好奇心，甚至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但我的希望日渐渺茫，比守株待兔还难，我像等着一只落在极地上的孔雀开屏。只有一次短暂的瞬间，张艺谋困得热泪盈眶，令我一阵窃喜结果，我依然失望，没有等到那个历史时刻，他像鱼一样不停开合的嘴并没有像被口腔医生检查喉咙一样张大到鳄鱼的程度。

我熬得脱形，白发频生，再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不禁半是谄媚半是抱怨地说：“难道您就不需要休息吗？别人可不能像你似的，奔驰只烧奥拓的油量。”他点头：“是啊，他们都说我体能超强。不过最近还是有点疲惫，是不是看着跟野狼似的？”当时我困得眼花，看他凸颧骨、深眼眶、两颊对称下陷，我心里哀叹一声：没人说过你长得像骆驼吗？怪不得，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

据说，张艺谋打出道就以此著称。拍摄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边拍摄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讨论接下去的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僵住，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思维复苏时再领会精神。主演葛优半梦半醒，他的脸上用打开的剧本盖住，从剧本下偶尔发出一两声鼻音儿，剧本封面赫然上书两个斗大的黑体字：活着。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着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直到对方失神、呆滞的眼睛终于闭上。张艺谋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看谁把眼睛重新睁开——谁敢把眼睛睁开，他就接着跟谁练。

作家毕飞宇曾跟我说，当年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编剧，张艺谋这个可怕的习惯，令人丧胆。剧组人员远远见到张艺谋，望风而逃。有时，毕飞宇实在困得不行，只好逃回宾馆自己的床上，张艺谋追杀而来。尽管毕飞宇半躺半坐、半死不活地赖在自己的床上，张艺谋依旧不肯放过，围着毕飞宇的床打转，跟他商量这样那样的情节，活像牧师围绕弥留者的床。终于，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张艺谋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他的房间。

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所以，他的电影关机不久就能完成粗剪。

对于张艺谋来说，工作不是惩罚，是他持续的沉迷。我怀疑，张艺谋若是被俘，严刑拷打不管用，铁嘴钢牙，不招！只要把张艺谋捆到椅子上什么都不让他做，熬不了多久，他就屈服了。著名影人史航感慨过张艺谋这种人，说他：“唯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让张艺谋休假？唉，那就相当于把鱼捆到沙滩椅上，让它晒晒太阳、休息休息一样。”

张艺谋自述：“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可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他不浪费时间的手段，太逗了。很多人把手表调快几分钟，免于误事；张艺谋也习惯如此，他很少迟到，即使遇到特殊情况被迫晚到，他也会打电话通知。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陈婷突然问张艺谋：“你的表怎么了，现在到底几点？”不是手表的毛病，张艺谋这个乐于给自己上弦的人，越上越紧，他竟然把表调快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不禁讽刺地想：真够国际范儿的，分分秒秒，生活在时差里。在我们的批评里，张艺谋恋恋不舍地把指针调回去，还是比标准时间快了10分钟。说起来，陈婷是整个工作室的大恩人，她有时会拉张艺谋去度假——对我们来说，无异于解放的通知。张艺谋的家庭对外公开以后，他们的日子明亮了，我们的节日也比原来多了。

张艺谋对“机会”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四、想象：庞大精良的制作团队——现实：寥寥数人的草台班子

刚入行时，我想象张艺谋拥有一个庞大而精良的制作团队。我想象工作地点将位居金融要地，或者隐身公园某个花木扶疏的深处，我想象办公区域辽阔，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照耀着那些衣装讲究的精英和办公桌上铃声此起彼伏的电话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平庸。当时张艺谋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备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除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操作，电影方面基本停顿。剧组只在拍摄期间人头攒动，一旦关机，鸟兽猢狲散。张艺谋算是单枪匹马进驻奥运会导演组，工作室剩下维护运营的，只有三人：助理庞丽薇、司机小侯和我。庞丽薇身兼数职，如果我要报销票据，她立即变身为会计兼出纳。哪里有什么精兵强将组成的豪华制作班底？落差如此之大，我想象的国际团队沦为现实中的草台班子。

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时张艺谋连个正式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从2006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张艺谋，到2008年底我们搬入珠江帝景的两居室之前，我们的开会地点几乎都在东三环京瑞酒店的咖啡厅。

白天分身乏术，酒店也人来人往，我们谈剧本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在张艺谋从奥组委结束工作的晚八点以后。若干次是从晚十点钟才开始，好在咖啡厅从来没有轰过，我们和编剧坐在光线不算明朗的角落里，像几个落魄的密谋者。

点一壶菊花茶，边喝边聊，最后都是由张艺谋结账。看着张艺谋掏钱买单，我有点不适应，我以为他们这种人都由别人代劳才能体现身份呢。几次过后，我才明白，自己正是那种应该买单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被邀请的客人。

那么，进入奥组委之前，张艺谋在何处办公呢？2007年上半年，有一次庞丽薇把我带到北京三环路边的一个住宅小区：华辉苑。这个两居室位于三层，楼道有点黑，我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张艺谋的大本营。

别幻想什么设计独特的LOGO，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暗绿色老款的防盗门，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有几封信件或通知什么的，夹在门隙之间。当时房屋已处于等待转卖期间，文件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箱里。

两居室里布置得毫无情调，一点没有审美设计，倒是有种奇怪的既整齐又潦草的印象。我没见到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不精简、不繁复，一切，只是平庸。我看到了张艺谋的办公桌——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办公桌的话。那是一张暗绿面的乒乓球台，已经被整齐码放、高高堆起的文件占据了半壁江山。庞丽薇说，很久以来，他们就是在这张乒乓球桌上讨论剧本。打印剧本，张艺谋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几个脑袋一起凑到笔记本电脑小小的屏幕前进行修改。

华辉苑小区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好在走不远就到三环。那时没什么随行人员，结束工作经常已是半夜两三点，得由张艺谋开车把庞丽薇送到三环边打车。张艺谋在后面打开大灯，照着出租车，看着庞丽薇上出租车，算是对她的保护，免遭夜行不测——这样，司机会以为有人跟着，还记下了车牌。

这套房子是由张艺谋交的首付，按月还贷。我来到时，华辉苑正准备出手卖掉，所以张艺谋讨论剧本时得找“外景地”。我没有在那张乒乓球台上工作过，华辉苑的这个两居室于2007年下半年就转变了，剩下的贷款由买方接收并续还。

奥运会结束之后，很快就要拍《三枪拍案惊奇》。这是由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改编的，直接买过版权，操作过程会很快。剧组人员将陆陆续续进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散兵游勇地打游击，得找个办公的地方。庞丽薇飞快地在东四环附近的珠江帝景租了房子，同样是两室两厅一卫，只比过去的华辉苑宽敞一些。

有次庞丽薇停车，车场的保安和她聊天，告诉她一个情报：“知道吗？张艺谋的工作室就在咱们小区。”庞丽薇装傻：“是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一屋子人挤在狭小的客厅——门响。有个岁数不详的中年人找过来，我们怀疑是前来要戏的女演员，她问：“听说这是张艺谋的工作室，他在吗？”入户门的位置正对厕所门，好在两者之间还有一道隔门。听到问话，开门的助手晓晖马上反应过来：“张艺谋？不，他怎么会住这儿呢？”与此同时，另一个工作人员迅速地关上隔断的那道门，把正从厕所里往外走的张艺谋堵到里屋，免得被迎面揭穿谎言。

在这儿向那位不知其名的“女演员”道歉，为了维护工作室的正常运转秩序，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猜，也许她当场就明白了，一屋子年轻人，既不在办公、又不在PARTY的场景太奇怪了。业内人士，可以迅速嗅出其中的剧组味儿。

五、想象：雷厉风行的果敢导演——现实：情绪化的管理白痴

一个据说很准的伪科学实验：竖起大拇指，尽量向后扳，第一横纹上面的指端部分向后弯曲的幅度越大，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我试了试：笔直，自己不是个随机应变的灵活之辈，我的轴，我的较真和僵化，从身体功能性看属先天性的。对比之下，张艺谋拇指上端的弯曲弧度很大，似乎也佐明实验的准确性。但我觉得，张艺谋有个短板，他从来没有得到出色调整，一直是他的障碍：他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的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般，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认定这是一种掌权者的积习，后来发现，这也是严格要求所致。张艺谋认为，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一旦没做好事情，被批评同样理所应当。张艺谋说：“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不会违心地表扬，哪怕出于礼貌的敷衍也做不到。我明白，作为导演，应该及时给予鼓励，这是职业需要。可我不行，这是缺陷。”

记得巩俐刚刚拍完《归来》，只有少数人看过尚未定稿的粗剪片，我算其中一个。巩俐不踏实，忐忑地问我观影印象，让我好生诧异。我认为冯婉瑜的塑造，对电影的完成至关重要，她也是巩俐表演实力的巅峰呈现——因为，我已辨识不出其中的巩俐，就像分娩而出，冯婉瑜成为独立而完整的新生命。我跟巩俐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管电影未来命运如何，哪怕是个泰坦尼克号呢，你也坐上救生船啦。我们还得在冷水里泡一会儿，正想办法搭上你的皮筏子逃生呢。”我感到奇怪：“看过片子的人都夸你，难道，导演没有表扬你吗？”巩俐说，她心里完全没底儿，导演从不褒奖，在现场拍片时同样如此，顶多被追问之后，张艺谋回答一句：“没问题。”即使在他们两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巩俐问张艺谋：“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终于得到三个字的答案，可惜是与众不同的三个字：“没问题。”

张艺谋对自己熟悉的人，不会斟酌方式方法，有些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间距远者，他倒妥帖而礼貌，媒体记者和初来的访客会被他的温和态度惊着。张艺谋越直接，说明越不拿你当外人。话说回来，给要求严格的张艺谋干活，工作人员本来就压力大，在他这种“做得好应该，做不好应该检讨”的原则下，纵理解万岁，也难免心怀忧怨。

我家住昌平，接到张艺谋电话紧急开会，而要赶到位于东南四环的工作室颇费时间。我事先告知：“我现在立即出发，路远，一个小时之内我肯定到不了啊，别觉得我磨蹭。”声明无效，我在四环的数个路段都接到助手的电话：“导演问你怎么还不到？”别说堵车严重，就是我开方程式走赛车道，也不可能在他话音刚落，就光速般抵达会议室啊。

还有一次，我正兴高采烈地春游脢然被打断，因为接到他119般的火警电话要求我火速赶到办公室。我以大局为重，像黑旋风一样跑过去。谁知张艺谋像刚遇到什么烦心事，拉着一张比黑旋风还黑的黑脸进屋，谁都对不起他似的。没说几分钟话，他就带着不耐烦：“好了，没事了吧？就这么着，我还有别的安排呢。”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想着他那一脸轰苍蝇的表情就觉得自己是被打发回去，我悲愤地自言自语：“以为我多想来见你呢？以为我多愿意跟你说话呢？你以为我放着悦目的花红柳绿不看，非要来观赏你这套苦大仇深的五官？你以为我多喜欢伺候你呢？我恨不得大刑伺候！呸！呸！呸！”我忍不住按了一声喇叭来表示内心的愤慨。我还没到家呢，又接到张艺谋的电话。他什么事儿都没有，聊起刚刚想起的一个好主意，他的语气里因为意外的偶得而颇为喜悦。

六、想象：另攀高枝的背信弃义者——现实：被逼到墙角的老好人

张艺谋没想与张伟平结怨。虽然张伟平在媒体上经常以恩人自居，他喜欢营造那种个人形象和宣传氛围，但张艺谋说事实并非如此。

最早张伟平介入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并非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救人于水火，而是带有投资性质——事后张伟平的钱很快拿回来了，不存在“赔钱”之说。张艺谋说自己的电影从未赔钱，他非常在意这个，假设投资者因为信赖自己而惨遭损失，他的理念上难以承受——但张伟平喜欢延续这种“赔钱”的虚构说法，并一再重复，一方面凸显自己的恩义，另一方面，既然“投资失败”，那些该付的薪酬、该给的分成，似乎就不必一一履行。

这个晚上，我才分清概念，张伟平并非真正的出品人。拍电影的剧本啊、拍摄啊、特效啊、剪辑啊，他不管出资，不出一分钱，白拿电影的国内发行权，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卖完以后，留下自己的发行费用，然后返给投资商。相当于，他不管种子、肥料、土壤等等问题，来了萝卜卖萝卜，来了白菜卖白菜，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

《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是美国哥伦比亚（亚洲）公司投资，负责人是美国人芭芭拉，挂广西电影厂厂标。《幸福时光》是珠海振戎公司投资，老板姓杨，挂广西电影厂厂标。《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均是香港著名制片人江志强投资。《山楂树之恋》是环球电影公司、IDG、美锦影视文化、张伟平联合投资，实际用前三家的钱拍完，张伟平未出一分钱。

张伟平明明不是出资人，为什么变成“出品人”了呢？张伟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署在联合出品人的位置。这也是张艺谋的纵容所致。所有投资人为跟张艺谋合作，必须答应以下条件：一是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为出品方之一，并且国内署名在前；二是国内发行权给张伟平，由他将票房利润按比例分配。投资人总是因分配不公而产生纠纷，跟张艺谋抱怨，张艺谋无能为力，他们只好结束合作。唯有江志强忍辱负重，坚持时间最长，这也是他的“老好人”性格所致。张伟平在媒体上按老板的口气说话，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当老板了。

《山楂树之恋》是张伟平从熊晓鸽、曹华益等人的影视公司那里筹来的，没有掏自己的腰包，但张伟平没给张艺谋片酬。到了《金陵十三钗》，唯一的一次，张伟平是真正的投资人，并非挂名——只不过，这货真价实的唯一，立即导致二张分手。

好玩的是，筹拍《金陵十三钗》，张伟平在媒体上表态悲怆，说自己抵押别墅拍摄此片。他所抵押的豪华别墅是在上海：檀宫。张伟平当初看上这个别墅，非拉张艺谋出场，并嘱咐张艺谋，不要告诉房地产商到底是谁买房——因为房产商买张艺谋的情面，会打个狠折。张伟平果然以理想价位购得此房，交款却不痛快，与房产商不睦。这个老板想要奥运会的开幕式入场券，张艺谋答应了。张艺谋果真花费高额票款，给了张伟平好多张入场券，都是最好的位置——可张伟平到最后，好像也没给这位老板一张。

《金陵十三钗》开机之前，张艺谋已预感到张伟平可能不会给片酬。庞丽薇建议：“没片酬拍什么呀？咱不拍，歇着。”张艺谋不同意：“不管给不给片酬，电影都是我的电影。而且，也不能耽误人家演员，不能失信于人。”

这部张伟平唯一一次真正当上投资人的《金陵十三钗》，实际花销的成本被他放大三倍。尽量节约拍摄成本的张艺谋，熬心熬骨，果然颗粒无收。

我当时难以相信形象豪迈的张伟平如此苛刻，我追问：“以前的片酬呢？”张艺谋当晚的回答是：“那人家都给了。”2014年在超生事件被重罚时，我才知道是怎么给的。是《三枪》拍摄完成之后，张伟平的太太从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分12次打款，付给陈婷11536400元。这总共的一千一百多万，是作为张艺谋从《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枪》五部电影的片酬——五部戏，历时十年时间，等于平均每年，张艺谋挣到的电影片酬是一百万。尽管张伟平总说“新画面是我们哥儿俩的公司”，但不管卖成什么样，票房分成都与张艺谋无关——全是张伟平的，没给过张艺谋。

无偿打工、艺术干扰、自尊受挫，张艺谋疲惫不堪，萌生退意。对张艺谋那封口头草拟的告别信，我只提了一个建议：“把让张伟平‘毕竟也赚了几亿’这句话，不要放在结束位置，要放在信的中间，必须有上下文的联系——虽然是你写给张伟平的私人信件，但要防止别有用心者，截掉这一部分内容，然后说你把张伟平的钱都赔光了，转眼就背信弃义、另攀高枝，省得你到时候百口莫辩。”

七、想象：活该超生被罚的社会公害——现实：被办假出生证的受害者

自超生曝光到重罚之前，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有些网友出语之激烈，几乎像在审判恶贯满盈的国家公敌。大众狂怒，质问张艺谋凭什么能享受特权，为什么能轻轻松松，为孩子上了户口？

张艺谋的孩子“黑户”多年，直到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了更人性地处理问题，无锡政府并未要求户口必须与社会抚养费挂钩，只要有出生证就可补上户口。无锡并非特例，有些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办理的。

说到出生证，还有个插曲。陈婷生孩子是张伟平联系的，走的是国际医疗部，花钱多，人家管接生，但由于没有准生证，所以医院不给办理出生证。可陈婷拿到了三个孩子的出生证，都是张伟平给办理的——张艺谋说：“我感觉张伟平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二张分手后，陈婷把一个孩子的出生证弄丢了，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去医院补办。这才发现，医院系统里没有任何记录，几个孩子均是如此——也就是说，张艺谋夫妇拿到的是三张假证。这一结果，让张艺谋迷惑且惊讶不已：“知道有许多制造假证的人，我没想到自己拿到的出生证也出自他们。张伟平怎么连这种事也骗我？”

什么都能造假。2012年11月25日，有个陈剑先生站出来，说是陈婷的哥哥，代表张艺谋发言。我们不知道这位哥哥的来路，有点儿懵。不说做梦娶亲的亲戚，就是说实在的血缘脉络，哪怕曲折到山路十八弯也不怕——这么勇往直前地非说自己是人家亲戚，想法另类。就演技而言，陈剑演“亲戚”不到位，还得多学多练；但是他执著，从来没有轻言放弃，始终战斗在前线，令人肃然起敬。

交748万社会抚养金之前，有些网友嫌过程太慢，质问政府为何效率如此之低。原来，无锡计生委的9人行动小组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已核定了张艺谋的收入情况，确认了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金额，即将对外发布㈢　13年12月30日，突然遭到张伟平快递过来的材料，新画面举报张艺谋向媒体公布的收入与实情不符，存在着500万的出入！

张伟平提供的收入证明材料，说张艺谋“2000年、2003年没有个人收入，2005年收入8408650元人民币。”因为超生孩子越多，所需交缴社会抚养越按几何倍数增长，如果按照新画面公司的证明，乘法之下，张艺谋所要交纳的远远不止748万；特别奇怪的一点是新画面公司说，这8408650元人民币中有500万是现金。张艺谋苦笑：“拿那么多现金，我疯了，要撒传单吗？张伟平替我办理的上税，既然税都交了，我就光明正大地转账啊，何必冒那么大危险，背一麻袋现金奔波呢？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五百万现金是多大的一坨，是一书包、还是一个手推车能装下？”

这个，要怪得怪张艺谋，因为张伟平出具的证据，是由张艺谋签字500万的钱款收条。张艺谋签过各种条子，出于盲目的信任或怕麻烦，他不经仔细地阅读，拿起笔来就签；甚至是一些他至今都想不起具体内容和数额的白条，他根本没意识到未来隐患。庞丽薇最先得知这张可怕的收据，明白它可能导致社会抚养费的翻倍上涨，心乱如麻，急电张艺谋：“导演，你签了这样的收据吗？到底怎么回事？”肇事者张艺谋，竟然根本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签的，不争气的张艺谋这样回答：“我当时都不知道签的是什么，现在就更不知道了。”唯一能肯定的是，张艺谋真的没有实际拿过这笔钱，他心一凉：“完了，这算是被讹上了。”

幸亏律师冷静，说现在查账，不能光凭签字和收据，还要看链条性的证据，要综合其他因素——尤其公司的账目，多年前的账目做不了假。于是，张艺谋再次呼吁有关部门彻查，自己何时有过500万的银行入账记录，他原话是：“如果额外有资金隐瞒，我愿意坐牢。”同时张艺谋这边的律师，也要求张伟平出具提现500万的银行记录。

2014年1月6日，无锡计生委再次来北京取证，唯恐出现纰漏无法向社会交代。他们找到新画面公司委托的代理律师佟洁，进行调查，但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无法进一步提供2005年向张艺谋支付8408650元的证据材料。上述事实，被计生委以谈话笔录的形式予以确认，张艺谋这才在数额上没有雪上加霜。计生委对外接受采访时，特别补充了一句：“张艺谋的社会抚养费如有疑义，将严格接受社会监督，待取得有效证据后追加相关费用。”算是针对这个插曲的总结。

张艺谋的律师最初接触他时，几天都在震惊的余波中，难以想象张艺谋竟然是这么一个糊涂蛋。比如，2011年1月20日左右，《金陵十三钗》开机不久，新画面公司会计赵淑芬和田肇君两人赶到南京的拍摄地，找到制片主任黄新明，让他去找张艺谋签署两千万的《金陵十三钗》劳务合同，说是张伟平要拿着这个办理银行贷款和保险。黄新明说：“我不敢，这么大数，说不清楚，你们自己找导演说去吧。”赵淑芬和田肇君找张艺谋签字，张艺谋就签了，他脑子里闪过瞬间的念头：是否需要备件。但人家把合同拿走，就没给张艺谋留下副本或复印件。张艺谋签过多少类似的文件，他早就忘了，可钱款并没有打过来——而且，文件从来都是由新画面公司保留孤本。

不知道是被张艺谋吓着了，还是被他气糊涂了，律师声音都快颤抖上了：“导演，你没再签什么吧？你要是再签了什么东西，咱们可全完了，没处申冤啊！”

张艺谋这种人，需要一个全面替他操盘的管理者，他对处理日常而琐碎的东西缺乏基本耐心。在商业环境里，张艺谋没有学会妥善地经营与维护自己，怪不得别人。张艺谋的作为，让人为他捏把冷汗，而他自己常常浑然不觉。所以向着他的人，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他明天会掉到什么陷阱里。谁都不是没什么毛病的圣人，许多事儿防不胜防，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幺蛾子和圈套就到来了，张艺谋这种不看脚底下的盲跑者能保证不掉出去吗？

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