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是的。第一次来戛纳。

陈道明：我觉得这可能是戛纳电影节的一种礼貌吧，是一种观众对创作者的一种尊重的体现，是一种礼貌。

陈道明：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所以我没觉得，比如说我要是经常来，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对比，我没有对比我不知道。

陈道明：服从剧组安排，这是一种服从。

陈道明：是。因为你想他的背景，风餐露宿一个多月跑的，要见到自己十几年、二十年没见的爱人，他总得想办法还一些相貌上的尊严吧，所以擦擦干净，整整衣服，这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期待，你必须化到行为上，你不能在那儿只是生演这种感觉，这种细节这是一种合理的时间过渡的必然，所以就加了这个细节。

陈道明：丹丹回来（的那封信）是吧？对，因为需要这么一封信的转折这个人物关系，因为它的主旨是家庭愈合，包括我跟她的愈合，她跟母亲的愈合等等，反正只要有需要愈合的地方都要去努力，这是他努力的一部分。这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吧。

陈道明：有时候是受他委派来做这件事，有的时候是我提出来跟他协商，得到他的认同。

陈道明：当时我们就拍了这一条。就拍了这一条，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戏，就是技术上有问题，我们当时也说保戏，不保技术，戏只要到了，你让我们再来一遍这种感觉，可能能复制，但是复制的鲜活性肯定不如第一条，最后看回放研究了一下，决定这条就可以OK了，所以整个那是三台机器同时拍，一条就拍完了。

陈道明：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把戏感凑在一起，就是大家统一好一个大的感觉，因为我们经常在一块聊这场戏怎么处理，把感觉统一的感觉聊出来以后，那就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是哪儿，现在目前是走成这样，就是你看到的。

陈道明：哪次都不可以少，它的目的和它的增递是不一样的，根据细节的进展是不一样的，所以哪个都不能少。

陈道明：确实，哭不是一个电影好的必然标准，就跟笑也不是一个好的电影的必然标准，这个各有所图，各有所需，各有所求，有不同的声音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没有才不正常，因为对文化的态度不一样，这个不能说谁错谁对，我是不太评论这件事的，人家有说话的权利，批评和歌颂都是这个职业所承受的一部分，很正常，也谢谢这些能够用心看戏，能看出毛病的人，这对于我们一个电影是一个健康的存在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很正常。

黄晓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不能一个电影从50后开始，一直到00后都爱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是复原这段历史，带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它的情感的撕裂，以及它的积极主动的那种愈合精神，我们不太顾忌，也没有办法考虑到底拍给谁看，反正我这儿作为演员来讲，关于这个电影的这个其他结构这是导演的事儿，但是作为演员来讲，我就是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去复原这个人物的心理轨迹和他的行为轨迹，至于爱看不爱看，哪个年龄段爱看，我要如果考虑这个的话就太急功近利了，我就没法儿演了，怎么演？所以这不是一个创作者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认为。

陈道明：知识分子只是一个字义上的一个概念，你说知识分子长什么样，他不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分子有很柔弱的，很丝绸般的那种气质和性格的，但是知识分子里也有很粗犷的，也有很有力量的吧。我认为不是说我这个类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的代表，并不是，知识分子第一有很多类型，第二有很多人可以演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

可能这是张导他觉得陆焉识是这样的，他认为小说里的陆焉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至于陆焉识跟我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物最后都需要通过我的身心来体验出这个人物，我原来说过，这个人物离我不远，他逃跑那个阶段是我的少年，是我的少年记忆，他1979年大赦回来，是我的青年记忆，然后总体的人命运性的记忆，我们家就有，我父亲，所以他跟我既不遥远也不陌生，所以演起来呢，比我演任何人物来得都近，都亲切，都有很具像的现实，所以他，这么说吧，就是总体来讲离我不远。

陈道明：一个电影承载，第一不能承载历史的全部，第二不能承载一个人物命运的整个全部，从陆焉识出生，从冯婉瑜跟他结婚，一直到最后如此这般，这不是一部电影能承载的，我们只能择其精神，择其典型的细节，靠着人物关系进行组织新的戏剧性的一个解读，至于说这个电影解读有没有问题，我说过，任何一个作品在每个人眼里都会角度不同的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每一个电影，包括所谓的商业电影，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内容问题，技术问题等等，肯定都会有问题，如果弄出一个众口一词的电影，这是痴人说梦，所以正常对待吧，我们作为主创，承受的荣誉和承受的批评都是我们职业的一部分，很正常，我从来不在这方面过多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