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30年

收入超音乐节所有人总和 很羞愧

与其他邋遢随意的摇滚歌手相比，汪峰的确是个“异类”，他从一开始就是个“拧巴”的存在：经受过中央音乐学院正统音乐训练，却偏偏蓄积长发玩起了摇滚；歌声中充满情怀与理想，却频频与主流和商业亲密拥抱，不仅第一个在鸟巢开演唱会、首开网络付费观看模式，还以导师身份参与《中国好歌声》，在节目上问每个选手“你的梦想是什么？”

在摇滚界，他的商业化备受质疑；在娱乐圈，他高谈梦想又被视为“矫情做作”。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皮裤、他的子怡、他永远抢不上的头条和他那“半壁江山”的传说。没人记得他曾经在地下室与“鲍家街43号”队友们排练时怀揣过的梦想，更不会有人在意他如今每首歌词中的意味。

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创作，甚至比十年前更加放松。“只要一开始写歌，我就会觉得，哎呀，这是真舒服。”汪峰也在与外界的不断碰撞中逐渐想通，这个时代，是没机会解释的。“所有人都觉得把一个东西重新解构是一种乐趣和意义，所以当你在一个这样的大环境下，你想把一个被解构的东西重新还原，他们会觉得这个立意本身就不对。所以他们的重点已经不是在于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他们的重点是在于，你就应该被解构。”

汪峰对于自己的成功与价值所在清晰而毫不掩饰，这让一些人觉得他很自负。但与他交谈，会发现，叛逆摇滚外壳下潜藏着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内里，才是主导他成为今日之“拧巴”的汪峰的原因。他谈起自己参加音乐节的经历，“当我知道我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比这个音乐节好几位艺术家的出场费加起来还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非常羞愧。但这并不是我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是因为这种体制的存在让我觉得，是一种羞耻。”

摇滚歌手都穷得跟孙子似的，能有好作品？

摇滚老将郑钧最近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除了亲子综艺节目外，还有他用6年做的一部动画电影《摇滚藏獒》。上映之前郑钧开启了路演模式，“我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些宣传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我从来没做过，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做的。”而说这话的郑钧，已经9年没有再发过新专辑。

所幸的是，郑钧还保持着愤怒不吝的摇滚遗风，言谈之中振聋发聩。谈起中国的唱片业，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唱片工业，我们有过一阵‘唱片农业’”；谈起摇滚的商业化，他说，“现在摇滚歌手一个个儿都穷得跟孙子似的，然后你嫌摇滚圈没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吗？能写出牛逼的歌的人，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受穷呢？”；他甚至还把自己给解构了，“摇滚明星是当你成为明星之后，你再去过那个生活，之前那都是给你表演的，没意义，都是编的故事，唱片公司编的故事，别听这个”；谈起参加真人秀，“我跟我儿子吃饭，别人为了看这个付钱给我，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

音乐人不能吃老本 抄袭就是小偷

依旧是腆着肚子，不变的板寸头，熟悉的娓娓道来的京腔，长得着急的臧天朔这些年几多沉浮，长相却没怎么变，这也正应了圈内人称呼臧天朔为“小臧”。从事音乐半个甲子，臧天朔早已能用闲庭信步的心态去看待，他反而是更多的给其他音乐人抱不平。比如大家的眼光都盯着歌手，又有多少人去关心歌曲构成里的作曲、作词、编曲和乐队呢，再比如他十多年前做过的一个乐队，不受媒体待见，乐队解散成员们经商成了大老板，只有那年录的那张专辑成为见证。

臧天朔更看不惯且怒斥的是音乐抄袭者，他说他们就是偷钱包的扒手，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去偷。臧天朔似侠，大声呼喊着保护音乐人的版权；臧天朔礼佛，早已能看淡得失的他真有点像弥勒佛，闲来也爱写写书法，草书就是最棒的摇滚，毛笔就是演唱者的麦克风，作为中国第一代摇滚音乐人，历经了这个行业的盛衰荣辱，如今的臧天朔更愿意把这个行业称为产业链，他乐见其成新的变局，比如路上见着年轻人戴着耳机听音乐，他只希望有人能帮着提高年轻人的鉴赏能力，与其说臧天朔是摇滚这个行业操心这操心那的大家长，不如说他是扎根于这片土壤里的小臧，怀着初心，听到好音乐笑得像孩子一样。

现在是出偶像的时代，不是出英雄的时代

捞仔是当下年轻人脸熟的音乐人，但与摇滚关联不大了，各大音乐节目里他拿着指挥棒，抑扬顿挫的挥舞着，一头长发随之摆动，每根卷发都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如今的捞仔的身份是各大音乐节目里的音乐总监，再之前他是众多流行和民歌歌手们的音乐制作人，再早他是吉他手，“南捞仔，北老五”是多少吉他爱好者们的偶像，捞仔也说摇滚的发展史就是电吉他的发展史，再早前他是流浪歌手，待过多个歌舞台，一路南下，捞仔就是指广东人对于南下闯荡的人们说不清粤语的称呼，再再之前估计很少有人知道捞仔的本名是吴立群，曾是一个会计，上世纪90年代初，捞仔也去过北京，与唐朝、黑豹一起喝酒聊天，他说现在的摇滚音乐人们的技巧更加娴熟了，但是从文化上来说再没出像崔健那样的人，时势造英雄，他理解的摇滚三十年可能会是一个轮回，中国摇滚乐再回曾经的辉煌，接着又是由盛转衰。

或许这么多身份里捞仔最怀念的仍旧是吉他手，但他是很难回到过往了，这个时代盛产的是小鲜肉，不过有时看着音乐节目里捞仔拿着指挥棒，好像他就是拿着一把电吉他，这可能就是手中无吉他，心里有吉他。

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有特别好的乐队出来

光着膀子，长发飘扬，如入无人之境，无论你是不是亲眼见证过唐朝乐队辉煌的那代人，你或多或少都能从影像材料里有所了解。唐朝老五作为乐队的主吉他手更是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无论他与乐队的分与合。

由他的视角从内部观察唐朝乐队与别人不同，曾经他们去排练差三分钱坐公交车，台上不可一世的唐朝乐队竟然肯为一分钱“折腰”，公交站附近捡一分钱，老五似乎不太愿意再讲唐朝乐队的那些纷纭过往，他更多说的是时间和空间这样深邃的哲学思辨。这不是他的故作高深，也不是他的看穿红尘，而是他音乐态度的忠实呈现。

外界总被他“亚洲最伟大的吉他手”称号所惑，却甚少有人知道他也演奏东方民族风格的作品，他讲了民国初期二胡盛行的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音乐张力，在他眼里野性的吉他同理，只不过表达的角度不同而已。老五录个人专辑用的是一把“怪琴”，可老五手里再怪的琴也不怪，他已然人琴合一，修炼到这般境界既要老五所说的定力，也就是至今每天六七个小时与琴的接触，也要有一个如老五般穿越时空的宏大音乐世界。

看着老五洒脱而又飘逸的长发，让人联想起魏晋名士，尽管再次离开唐朝乐队，但老五与唐朝从精神气质上分不开了，唐朝的灿烂正是脱胎于魏晋，老五华丽、宽阔、大气的音乐梦续唐朝，这正是唐朝的颜色和形态。

音乐给予我的足够多，我很满足！

一群摇滚音乐人能把撕裂的高音唱碎天际，却很少有人能如栾树这般沉到人世间。栾树清晰的看过太多浮躁和急功近利，但内心保有一份优雅。他是马场上优 雅的骑士，他是从小学习乐器的孩子，他是幕后的音乐人，我们常说的是退居幕后，可到栾树这里则是进军幕后。沉浸于古典音乐、世界音乐里的栾树，反而能跳脱 出狭义摇滚去诠释更宽广的摇滚。

商业和艺术之间、束缚与自由之间，他没有像其他摇滚人抱怨际遇，反而认为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平台给摇滚呈现的形式，只要你的摇滚作品是优秀的，就能像以前的许巍、郑钧那样跳脱出来。栾树的人生信条是“上可效忠祖国，下可孝顺父母，左右有朋友”，赤子之心未变，无论何处。

更多不了解栾树的人言必说黑豹，之于栾树而言，与其说黑豹是他的一个标志，不如说是他的一个阶段，之前的他是音乐学院里有四个老师盯着练习的学生，之后的他 是制作配乐的幕后音乐人，他不承认自己是老炮儿，他是年轻的栾树，这喻示着将来的他的音乐形式将有无限可能。与台前的灯光倾洒、粉丝呼喊不同，幕后是黑色 的，但这恰暗含了黑豹的颜色，无论是摇滚乐抑或是华语音乐的即将展开的帷幕背后，都有这么一双像黑豹那样敏锐又闪光的眼睛，成为其他音乐人看清前路的探照灯，他看着，比他唱着，更摇滚。

公众艺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罗琦可能是当下年轻人里听说过最多的90年代摇滚人，主要是她登上过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身怀六甲上台演唱，中途退赛产子，就像她的人生一样传奇。上世纪90年代清一色大老爷们摇滚人里出现这么一个小姑娘，十六岁就出道，声音富含金属光泽，宽广宏大，让大多数男摇滚人都自叹不如，但是罗琦坦言那时选择摇滚就是由于这种音乐形式与她的个性挺搭的，她曾经只是认为摇滚酷，她直言少年得志的她对于摇滚的理解很肤浅，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歌声的传播力，当然传播更快、不胫而走的是她的那些故事，或许那时的年轻人把这些等同于摇滚。

现在的罗琦是一个慈爱的妈妈，谈话间百媚千娇，甚至夹杂着少女般的羞涩，有人质疑这是以前的嚣张的罗琦吗，罗琦更多谈的是艺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前的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更深刻的领悟可能也是儿子教会她的事。罗琦的人生是颠倒的，少女叛逆，而当了妈妈之后变得温柔，全然不像有的人当了妈之后转变成了悍妇。正是这样的反差，可能是舞台上的罗琦能颠倒众生的原由。

摇滚乐是艺术品，不是工具

面孔乐队人员进进出出，将面孔乐队直接改名为“面孔”，从名字上淡化了乐队概念。而面孔乐队容易让人把他们定格于上世纪90年代的摇滚全盛时期，他们不认为华语摇滚沦落了，只不过上世纪90年代的听众内心更为纯净，而当下的听众们更为浮躁，他们不排斥摇滚发展的新潮流，他们会秉持以前的经典，加以新鲜的编曲，从歌曲的宣传上也愿意尝试更多的推广平台，他们是新的面孔，老的熟人，他们更早的队名是“失去控制”，但是这个时代里的面孔没有失去控制，频频出现于各大音乐节，如果说他们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如今的他们有了家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把摇滚当作唯一的寄托，他们乐于资方的投资，不像曾经的摇滚乐队拒绝商业运作，资本运作之后的摇滚乐，他们不能妥协的是不能作为工具，摇滚仍然是艺术品。

想起前几年资本追逐的书画艺术品市场的火热，这么来看资本试探的摇滚乐艺术品是一片蓝海，或许我们能把一次音乐节看成是一次拍卖，各大乐队现场粉丝的分贝是买方的叫价，这么来看当下的面孔是新的面孔，老的熟人，而摇滚进入到音乐节时代，则是老的面孔，新的熟人。

摇滚乐是不可以比赛的

脑浊是中国朋克乐队中最具有国际水准的乐队，不仅是他们七次300场的美国巡演、两次日本巡演，展示中国人怎么玩转80年代传进来的这样舶来品，更多的是他们的音乐里融入了民族元素，纵使他们嘴里批驳着汉族文化，说汉族文化只注重词，而忽略了律动，但他们的音乐是紧跟中国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为了北京奥运会出了第三张专辑《中国制造》，由于专辑要9月份才出，他们先出了序曲《北京呼唤》，脑浊用来自西方的音乐，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他们没有点名的批评了一些老炮儿，曾经摇滚玩不下去了，“穷摇”的现实下跑了，这几年看着摇滚乐队又能赚钱又回来了，同样现在的音乐节，他们认为是“大锅饭”，主办方只管卖票，没钱就压缩舞台的开支以及接待艺人的费用，现场的演出效果一团糟，与外国蓬勃的音乐节大相径庭，他们那里可能要提早一年才能买到喜欢的音乐节的票，相比这两者，他们批得更狠的是如今用电脑软件做音乐的那些所谓音乐人，他们用了李宗盛的原话是他们做音乐是“喂猪”。

畅想未来三十年，他们八十多岁了，但仍然渴望演出，有那么一个场地给他们与听众汗水的交流，现场想必会有不少七老八十的听众泪流满面。

爱上摇滚乐很幸运！要珍惜

复出之后又发了个人专辑的秦勇，再说起摇滚颇有哲学的思辨，他说要组一个乐队并一直唱下去是艰巨的任务，成功的模式或许是每个乐队成员都有一个律师，除了舞台上，生活里的他们毫无瓜葛，而选择做一个摇滚歌手亦是艰辛，如果你受不了就早点改行吧，秦勇这几年又回归了摇滚，可他也跨界当了演员，干得可圈可点，甚至拿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秦勇的金钱观是模糊哲学，赚钱就像射击打十环，不是你心里想打就能打到。不少人膜拜着秦勇这一代的摇滚音乐人，可秦勇却说是时势造英雄，现在流行的音乐形式到二三十年后来听听也能成经典。

很少有人知道秦勇的摇滚启蒙竟然是一个两米高的美国大汉，他哥把背包客美国人领会了家，少年秦勇那时学英语能与美国人交流，第一次听见walkman里发出的摇滚歌声，犹如天外来客，而他们请来了那时组建了乐队的崔健，用啤酒箱搭成舞台，唱给美国大汉听，听得让他竖起大拇指，秦勇想去找这个美国大汉，算算年龄差不多六十岁了，他知道他是芝加哥人，比尔的名字太常见，若是找到了这个美国人，看见曾经那个小孩成了中国著名摇滚人，那他三十多年前的北京行真是不虚此行，播撒下了摇滚的种子。

我们至少10年没作为，所以只能回顾

秋野在1994年组建的子曰乐队是比较怪异的摇滚乐队，不仅是他们的京腔京味，也不仅是他们只出过两张专辑，更不仅是他们独特的配器和新颖的演绎方式，更多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怎么走上这条“人文摇滚”之路，为什么摇滚要去讴歌民俗里的琐碎，秋野说了在外国摇滚是大众，年轻人都会弹几下吉他，而到了中国，摇滚则是小众，中国五千年文化就是不说真话，这与要说真话的摇滚有着天然的冲突，而中国的主流文化人不懂摇滚，更多是他们不想去懂。

那么秋野选择的说唱相声摇滚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可能，21世纪初的那摇滚失落的十年里，秋野做了什么，他做了《今年过节咱不收礼》的广告音乐拿了年度广告奖，唱了电视剧《奋斗》片尾曲《相对》，也唱了《射雕英雄传》主题曲《天地都在我心中》，秋野能把商业音乐玩得这么溜，更多是他看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内核，他把上世纪90年代初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摇滚、美术和诗歌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追求，他们会为精神的争论而打一架，但打过之后就彼此拥抱，那时的人们有斗志，但是没多久这一切就被金钱所冲淡，所以秋野和他的子曰秋野乐队更多承担了中国摇滚的思考者的角色，相比于数量占优势的愤怒摇滚，冷静的思索才能启蒙听众以及更多的人，也会吸引更多人来听懂摇滚。

这个时代不会埋没任何有才华的人

沈黎晖的态度是摇滚乐只是一种音乐形式，但摇滚很重要，那我们把摇滚乐看成是一个流水线，沈黎晖几乎做过其中每一个环节，从歌手，再到组建乐队担任主唱，唱片制作人，音乐评论人，唱片公司老板，所以他说摇滚必须商业化，国外的著名摇滚乐队全赚了很多钱，只是钱主宰不了他们，他们超越了钱，钱只是他们的工具，这基本上也是沈黎晖的人生信条，97年他成立了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只是为了能出自己乐队的唱片，2007年是为了纪念十周年举办了同名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又过了两年办了草莓音乐节，刚办那会儿没赚钱只是亏得不多，直到草莓音乐节成为中国最大的音乐节，沈黎晖说他的摇滚理念没怎么受到崔健的影响，而摇滚想要发展必须跨界，与电子音乐等多种形式碰撞，他公司接连推出的乐队和艺人无不如此。

虽然不得不有商人的一面，但沈黎晖的所谓商业行为里却很少以赚钱去考虑，更多是随心所欲的完成想做的一件事，但往往这些就成了以后的一个现象，甚至是一个标杆和印迹。之所以沈黎晖把唱片公司取名成摩登天空，或许就是想让将来的年轻人能够仰望星空，但也不一定非得跑到人迹罕至的农村里，摩登天空里依旧看得见星，当然世俗的人会说这些闪耀的是霓虹灯，只有清醒的人才会看得见星。

更多人去接触摇滚乐才是最重要的

看着眼前的三人组，就像是反光镜折射出的阳光那样会让你的眼睛睁不开，恍惚间这三个大男孩没有老，你很难把反光镜乐队与1997年成立联系起来，从视觉来看他们就像是大学的乐队，固然有他们的保养有方，他们也说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女性是接受不了现场这么躁的摇滚音乐，所以他们会从穿得更好看以及仪表上去吸引更多女性听众，但更多的是与他们一贯的清新潇洒曲风有关，这就是青春的气息，类似与阳光洒满草地那样的青草香，很少有中国的摇滚乐队是这个味儿，所以反光镜乐队受到广大中国青少年的欢迎，甚至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曾受邀参加华盛顿州立大学音乐节演出，是在美国中西部七个城市巡演的中国第一支PUNK乐队，巡演途中他们住朋友家里，发现美国人家里的墙上几乎都挂着吉他，音乐在他们看来是生活必需品，中国人不是说不爱音乐，而是更多人长大之后屈服于生活放弃了音乐的爱好。

他们不像其他摇滚音乐人那样朝圣红磡演唱会，他们说这只会发生于资源匮乏年代，而今有好多的音乐节更好的乐队。而反光镜乐队看来摇滚必须商业化，甚至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往往以挣没挣到钱来衡量是真艺术或伪艺术，但真正能靠音乐本身满足生活所需的乐队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乐队需要有音乐节这样的载体。

音乐人糊弄不了自己

光头、墨镜、肌肉……天堂乐队看着真不像搞音乐的，即使他们的确是以硬摇滚成名，但是摇滚作为音乐也是要有起承转合，实则天堂乐队的摇滚比他们的即视感要细腻、柔情得多，甚至产生了一种反差，他们为了保护流浪猫写了《丁奶奶》，保护野生动物写了《盛开》，保护藏羚羊写了《可可西里》，这也是主唱雷刚所说的靠几场演出赚钱就够了，他们不会去疯狂工作，这群硬汉的敏锐触角想要放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显然这就需要闲暇，也就是雷刚所说的玩，以前靠卖专辑，现在靠音乐节演出，只要赚了够玩就成，另外天堂乐队想不断出新专辑，从摇滚乐队而言，天堂乐队算是高产的，出过六张专辑，人员不断更替，但这乐队没散，雷刚说这挺怪的，他们活得不好也不坏。

天堂乐队也不想把功夫花在搞关系上，他说当下的新乐队想被更多人熟知要比以前更难，而上了电视选秀的歌手能赚快钱，公司趁着他们有名把他们榨干，我们的听众的品味差得太大，农村听众听网络歌曲，大都市听众听民谣，这样天堂乐队所处的位置的确比较尴尬，不过幸好这群硬汉们有着常人们所没有的观察生活细节的眼睛，不断变化的社会仍然需要他们接着出的新专辑去真诚的表达和呼唤。

过去只是历史 只有当下最有意义

成立于1993年的铁风筝乐队，不仅是靠1997年一首《那个夏天》炙烤快进入冰河期的中国摇滚河床，更是以不断求新求变的方式与摇滚乐迷们的关系很“铁”，他们不怀念过去，认为当下才有意义，所以好玩、新鲜的元素都愿意添加入他们的音乐里。主唱虞笙无论从外型抑或个性颇像武侠小说里的令狐冲，果真一次演出他受了飞船舱的启发，想要坐着沙发唱，就像令狐冲标榜的坐着打天下第一一样。

看得出他们时常关注电视荧幕上的音乐节目，但他们说那些节目更倾向于选手的声线和长相，音乐性是被忽略的，而过于尊崇唱功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不少演唱经典音乐的大师的唱功也不怎么样。你很难用一个词形容铁风筝乐队，他们总是变幻，而他们却说这个时代的经济和科技变得太快，或许你去看铁风筝这几十年，就像是你看一只风筝忽远忽近的大小不一，你的感官取决于你手上的线。

更值得一提的是虞笙有一段个人发展时期，他创作的歌曲被好多流行歌手翻唱，《完美的一天》被孙燕姿收录为专辑主打曲，虞笙成了内地首位获得台湾金曲奖提名的音乐人。这可能就是虞笙反复提到的摇滚先锋性，这是会让其他音乐形式的歌手企盼和追逐的。铁风筝，东西南北风里皆能飞，当然只在摇滚风中，尽情吟唱。

摇滚乐就像维生素，必不可少

痛仰乐队是青年一代最熟悉的乐队之一，各大音乐节的常客，正如他们的乐队名，痛苦的信仰，一路践行，他们拓展了摇滚乐的外延，摇滚乐队不再是舞台之上听众疯狂的焦点，也能是电影原声、话剧配乐，更能是像丈量自己的信仰那样，一地又一地的巡演，有一年他们的行程33000公里，演出51场，近几年他们都是各地奔波，把自己的摇滚乐像青年们必不可少的维生素营养，现场灌输给他们。

他们尤其提了黑胶唱片和实体书，发现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书店，黑胶唱片和实体书是有质感的，那么现场演出相较于电子音乐也是有质感的。或许你很难想象如今有着庞大乐迷群的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这个摇滚沉寂的年代，他们直言那时演出机会少，但那时恰是他们精神上最愉悦的阶段，之所以痛仰有现在的成绩，也要感谢那个年代的修炼。

从硬核说唱到公路摇滚，痛仰乐队一直观察着青年们的思想变化，就像审视他们自己一样，他们总能以及时的姿态给迷茫的青年们指出下个方向，他们的一张张专辑就是沙漠里行走的青年们的一个个指路牌。

感情丰富的人都愿意怀旧

瘦人被称为继崔健、唐朝和黑豹之后最具实力开创中国摇滚新时代的乐队，尽管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是比不上前三者，但是作为“现场之王”的他们，却受到了国外媒体和乐迷们的空前关注，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电台电视台都做过瘦人乐队的专题报道，这是鲜有的能引起摇滚发达国家兴趣的中国乐队，为什么瘦人乐队的摇滚能全球飞翔，技术和现场是他们的优势，但国外摇滚乐队胜过他们的更多，从主唱戴秦的谈话态度里才能看出，他们是民族的，所以才是世界的，摇滚概莫能外。

戴秦呼吁年轻摇滚人们一边去工作、一边创作音乐，不要抱着吉他躺床上接受别人的施舍，只要去工作你才能感受到社会的酸甜苦辣，能反作用于你的摇滚里，才能使你的摇滚更鲜活，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音乐，一种是摇滚，一种是摇滚之外的所有音乐，戴秦说摇滚乐迷们普遍专业素养高，他们会去琢磨你的歌词，会去研究你的配器，所以戴秦一再强调了学习的作用。

戴秦通过亲身经历分享，诉说了反叛不代表不负责任，他十多岁的时候有两年曾经不和父亲说话，可当他三十岁的时候父亲来北京，他每晚跪在父亲跟前给他泡脚，这些生活理念更多融入了瘦人乐队的音乐号召里，这才是世界乐迷们感兴趣的瘦人乐队与他们的摇滚乐队的差异，逐渐爱上这支中国摇滚乐队的理由。

摇滚的前提是自由 需要胡说八道

吴虹飞像是一个没有脸孔的人，她的面部没有足够的识别力泯然与众人，她的个子又太娇小了，以至于曾经她上台表演别人都不相信她是唱摇滚的，而她却说中国很少有人是真正唱摇滚的，更多人是肢体的表演和情绪的模仿。吴虹飞更多是一个标记，没有经过统计，但吴虹飞差不多是摇滚音乐人里学历最高的，清华双学士、一硕士，也可能是摇滚音乐人里换过工作最多的，作家、记者、演员再到乐队主唱，她的声音也不是传统认知里的摇滚，而是尖厉甚至凄厉而又单薄，她一再证明她的声音被好多摇滚老炮儿听过，得到过赞许，但是她的内心是摇滚的，好多老炮儿已能释然看待几十年来的摇滚历程，反而是吴虹飞的看法颇为激进，她说这个时代没有诞生优秀的诗人和电影，而能靠音乐节过上优渥生活的摇滚音乐人也就只有那20个人，作为一个不太多见的南方摇滚音乐人，她没有忘记家乡的侗族民歌，把原生态放入歌曲里，不是像其他歌手那样做拼接，而是占据主要的篇幅。

听吴虹飞娇滴滴的谈话声音，她就像是你我身边的从大学再到择业接着晋升的女生，可能每一个娇小的才女心里都藏着一个“大魔王”，只是吴虹飞早把它放了出来，那一刻可能是他爱上一个摇滚乐手的瞬间，相信更多的娇弱才女见到吴虹飞听过她的音乐会惺惺相惜，看见了远方的另一个自己。

年轻人就要表现出力量

歇斯是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少有的中国摇滚乐手里有单位、有固定职业的。学校里他教授的是打击乐，他曾经就读的就是中国戏曲学院打击乐专业，这么看也是反哺育人。传道授业，但歇斯更多给年轻人解惑的不是靠打击乐，而是用他翻飞的手指和拨动的吉他琴弦，1990年歇斯就成立了以硬式摇滚为主的“黄种人”乐队，这几十年来与美国多位著名吉他手交流过技艺。

作为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前辈，歇斯对于年轻人有很高的期许，他说当下的学琴少年，家里都给他们买下不菲的乐器，但更多要靠他们系统的去听，以及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年轻人要把欲望转换成力量，歇斯全然没有摇滚人惯有的那种消极和颓废，他的谈话里充满着乐观向上，他把音乐的载体MP3和CD看成是炸酱面和鲍鱼海参，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

而之所以上世纪90年代摇滚人能创作出振聋发聩的作品，与那时的社会反思有关，而当下的人们创作失去了方向。歇斯总能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个摇滚音乐人的本位思考，这与他教师的身份有关，更多是由于他精通打击乐又擅长吉他，他能站于乐队的两个位置，更大的社会里的两个位置就是老炮儿和年轻人，这时的歇斯却坚定的站队：他是年轻人。

电视台没放过真正的摇滚乐

夜叉是少有的诞生于四川的乐队，辗转来到北京，闲适的四川和反叛的摇滚很难关联，只有夜叉的音乐里一直有股吃进辣椒的酣畅，先让你出一阵汗，再让你能平静思考，无论他们的风格从重金属到后车库再到朋克直至新金属。

夜叉的歌词简单，现场狂放，就像辣味那样直接，他不像其他的味道那样讲究复合味，他们更追求的是一辣到底之后的回味无穷，所以夜叉乐队不是只会煽动现场气氛，他们更多是燃起年轻人不墨守陈规的血液，而且他们与年轻人共成长，从四川刚组建时一场演唱会来了三四百个人，门票15元，再到连续六年给迷笛做压轴演出，他们彪悍的外型会蒙蔽不少人的眼睛，其实这几年他们一直是用心做音乐，取得乐队的进步，他们感慨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他们的音乐总能找到喜欢的人，就像有的人不爱吃辣、有的人爱吃辣。

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佛教和印度教的护法——金刚夜叉明王，他们用自己的音乐守护着年轻人的理想，去听他们的音乐现场，肯定能让你流汗，排除那些负能量，心灵的洗涤之后无畏前行，为着理想而努力。

摇滚乐并不沉重 可以歌颂美好生活

黄燎原对于中国摇滚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是幕后，他就像麦克风，将摇滚歌手们的呐喊放大、延展，他当过唐朝乐队的经纪人，当过二手玫瑰乐队的经纪人，但你又不能简单的用经纪人来定义他，他策划音乐活动、开画廊，也做过编辑和记者，他与北京每个文艺圈的人都很熟，所以他才会说摇滚和民谣在他心里是一个范畴，而不像有的人那么门户之见，他说摇滚和民谣都是唱出自己的心声。

作为一个幕后推广和策划的工作者，黄燎原没有偏离摇滚的轨道，反而能洞察出谁才是由内而外的摇滚、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摇滚，他也让有特别好作品的年轻人去找他，这个年纪的他有了人脉能够帮助他们，他说这个年代不是摇滚最好的时候，但是摇滚比较好的时候，更多从幕后助推摇滚的黄燎原，也有与台上宣扬自我的摇滚乐手和歌手们的不同看法，他谈了集体精神，一代又一代人要有责任感，而且他坚信一代代人都会担负起。欧美的摇滚80年代就进入了商业化，我们的摇滚从如火如荼的音乐节正起步，摇滚不是单枪匹马，它需要有一个团队的把持，但是少的就是有黄燎原这样真正爱摇滚有着真知灼见的幕后团队的保驾护航。

摇滚乐是一种说实话的艺术形式

摇滚不仅是音乐里的幻灭，更要有音乐外的建设者，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人、从93年任校长至今的张帆就是这样的角色。看着像是大学教授、谦和温润的张帆能当这个校长23年，纯粹就是出于热爱，而不是利益的考量，张帆说时间能告诉你一切，而今迷笛已不仅是一个“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更是中国户外最大的摇滚音乐节，音乐人也要像运动员那样有梯队的建设，而不是出来自于江湖、相忘于江湖，摇滚音乐人需要领会艺术的、人文的现代音乐理论，接受到精湛的现代音乐演绎技法。

有支年轻的乐队把他们的作品给张帆听，张帆就指出他们的歌词太干瘪，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这就是人文素养的匮乏，建议让他们多听听鲍勃迪伦的歌词以及张楚的歌词，不是要求他们的歌词有多华丽，而是要像唐诗宋词那样有着汉语凝练的美。纵使要扮演着商人的属性，张帆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吹嘘，他说音乐节是摇滚音乐环节里的最大市场，能让摇滚音乐人有演出收入，也能售卖他们的衍生品，能保证“摇滚不死”，而他自己办了这么一个专业学校，也有好多是他无能为力的，太多年轻人只有舌头的审美能力，却没有耳朵和眼睛的审美，我们的小学会注重奥数、英语，音乐课却是形同虚设，有音乐的审美是要既能听肖邦、又能听越剧。张帆仍然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迷笛飘扬，张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