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文革让我不懂表达 春晚是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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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篇：文革让我不懂表达 小品改变畸形社会

陈佩斯15岁时，正是文革时期全国上下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他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陈佩斯看来，那段无比艰苦的日子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下乡的真实原因，陈佩斯倒是一点都不避讳，"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找个有饭吃的地方"。

他把当时的日子形容为"倒霉催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近乎魔鬼般的历练，让陈佩斯在日后经历更多波折和坎坷时，都能平静对待，现在的他，把每天的生活都当做享受。回到城里的陈佩斯感受到了城市与兵团生活的巨大落差，上山下乡虽然苦，但却让他收获了难得的磨练和友情。然后，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当时，城里的情况，更让陈佩斯难以接受。

文革以来的种种经历让陈佩斯变得很没自信，父亲陈强因在影视作品中饰演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身处风暴中心的陈佩斯在那几年里受到的冲击一波接一波，"我们从小这种阴暗的东西特别多，心里头那种仇恨的东西特别多，报复心特别重，那种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表达，甚至不会直接表达"。这一切也彻底改变了陈佩斯的性格，1973年，陈佩斯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直到成名后，陈佩斯心里想的还是要改行，觉得自己不是演戏的材料。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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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篇：春晚是癌细胞 它只会毁了你

从《吃面条》到《王爷与邮差》，现在看来有些模糊的画面一遍遍在电视上重放，陈佩斯的小品经过了十几甚至三十年的时间，依然历久弥新，而对于"小品之王"的称号，他本人却直呼不敢当。

跟同期的小品演员选择不同，陈佩斯走得十分决绝，"我离开也是因为我必须要离开，是我个人首先必须要离开，因为它牵扯我很多精力，我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我更要做的事情，更想做的事情"。

1999年的除夕夜，卸下了担子的陈佩斯在家陪父母和孩子过年，他难得地感受到了老少三代过年的天伦之乐，相对于"摧残人"的春晚来比，踏踏实实的过个年让陈佩斯很是满足。离开春晚后，陈佩斯很少再关注这个全球最多人收看的晚会，用他的话讲，甚至有些不忍回眸，"不敢回首，你看别人也难受，你替人家紧张，所以不能看，你知道那里有多摧残人"。

30年来，央视春晚在演出规模、演员阵容、海内外观众收视率上一直雄踞全国晚会类节目首位，春晚的舞台也成为无数人的神往之地，然而在陈佩斯眼中，这种资源的倾斜不仅不是好事，更会破坏整个文化市场。 [全文阅读]

话剧篇：办培训班但不收徒 儿子我说了算

在做话剧之前，陈佩斯曾经创立过自己的影视公司，先后投资数百万元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等电影，但都叫好不叫座。电影体制的限制加上审查的严酷，让本来想在喜剧电影上大展拳脚的陈佩斯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由于没有资金背景，每部片子都是借钱拍摄，游离于体制的边缘，加上电影市场的不规范，陈佩斯的电影很难收回成本。碰了一鼻子灰后，最终陈佩斯选择全身而退，"能挣着钱，没赔了，就自己扛着自生自灭的全身而退只有我们一家"。

《阳台》和《托儿》是陈佩斯创立大道喜剧院后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不仅在业内获得了肯定，也获利颇丰，这在尚未健全的中国话剧市场上并不多见。两部话剧都取材现实，对生活中的虚假、欺骗、贪婪进行了直白的讽刺和揭露，《阳台》在审查的过程中，陈佩斯也遇到过难题，"北京一直迟迟报批批不下来，有时候给一两个建议，把这个脏字给去掉，稍晚一个月给一个答复，然后过两天以后那段是不是稍微地有点脏了，再拿去改改。"耐不住流程的繁琐，陈佩斯索性直接挪到外地排练，演出的效果很好，他终于放了心。回到北京后，直到第二年春天，《阳台》的审查才终于获批，陈佩斯坦言自己也做了很多"小动作"，"我说的这个小动作也不是钱，和这个无关，都是一些上级领导运动一下，最后还是通过了。我觉得确实是说明我们社会还是宽容的多了。"

陈佩斯的家庭观念保守，从儿子陈大愚上幼儿园起，就一直对外严格保密，也不主动接触媒体。18岁时，陈大愚赴美攻读生物学，然后毕业后，他却没有从事相关行业，而是回到国内，在父亲的大道喜剧院里做起了喜剧。对于儿子的曝光，陈佩斯诚惶诚恐，"我不怕，我怕孩子受不了。你得考虑初上舞台，初出茅庐，生涩得很，观众看他的戏那是瞧得起他"。 [全文阅读]